赵国壮 | 抗战时期大后方酒精糖料问题（一）酒精糖料问题的缘起

2022-02-11 来源：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微信截图_20210326104631.png

抗战时期大后方酒精糖料问题

（一）

酒精糖料问题的缘起

酒精的用途较为广泛，既可以用作液体燃料和食用酒原料，又能用于化学、医药及工业制造等方面。

抗战爆发后，沿海及中南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导致以铁路及航运为主的交通运输体系瘫痪，国防及大后方的运输任务主要由公路上的汽车来承担，“过去我国运输中心之铁道、航运，大率被敌军占领，今日后方军运、民运全赖公路维持”。[1]

酒精替代汽油的缘来

公路运输功能日益突出，致使国内汽油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然而，中国是个贫油国家，战前国内石油自给率只占所需的0.2%[2]，石油需求多依赖于进口。

战时，随着沿海运输路线相继被封锁，汽油进口锐减，以致汽车燃料供应严重不足，直接影响抗战大局及大后方的社会经济建设，尤其是在“南宁失守及滇缅公路封锁，国际路线相继受阻，汽油来源困难”之后，液体燃料问题极为严重。国民政府虽在玉门等地加紧石油勘探，然而产量很少，且路途遥远，远不敷前线军用所需，是故明令全面实施“酒精代汽油”办法，国防及民用各单位“纷纷采用酒精为汽车燃料”。[3]

于是，后方公私酒精厂勃兴:国营酒精厂直接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军政部及交通司等机关创设，如资源委员会所属之资中、四川、泸县、简阳及北泉等酒精厂，军政部之第一、二、三燃料厂，兵工署之第二、二十一、二十三工厂等;民营酒精厂如大成化学公司、上川化学公司等，数量较多，规模较小，多为富裕商人开办。[4]

酒精厂在全国兴起

从1938年大后方第一家采用糖蜜为原料的酒精厂(四川酒精厂)建成，到1942年止，后方各省之酒精厂，无论国营或民营，总计221家，其中四川85家、西康1家、贵州3家、云南3家、广西9家、广东9家、福建11家、湖南21家、江西7家、浙江5家、安徽1家、陕西28家、甘肃7家、湖北1家、河南30家。

就全国酒精厂的分布情况来看，四川酒精厂最多，产量也最大，实际产量占全部产量的60%以上[5]，初步形成了以川省为酒精主要生产基地的后方酒精工业分布格局。

战前川省境内并无酒精厂，战时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建立起一大批酒精工厂，主要在于川省发达的糖业经济。

川省糖业地位凸显

其一，川省是近代中国的重要产糖省份之一，早在1919年，其糖品产量就已达180万公担(3.6亿斤)，约占全国总产量的66.7%，且战前一直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6]；抗战爆发后，广东及福建两个重要产糖区相继沦陷，川省糖业的地位更加突出。

其二，战时，液体的糖蜜(漏水)及固体的红糖、桔糖，都成为制造酒精的主要原料。“军务事业浩繁，燃料，酒精之需要骤增，后方酒精厂多应时而起，各厂之制造原料悉数取之于制糖之副产品”。[7]

其三，川糖的产销格局决定了省内酒精厂的分布格局，糖品产量也直接影响到酒精工厂的生产数额。根据李尔康、张力田统计，截止到1942年9月，在沱江流域及长江流域，使用糖品原料的酒精厂达36家，按月产量75.05万加仑计算，年需750.5万加仑的糖品原料(因停工及修理等原因，每年计开工10个月)，此项原料均取给于沱江流域产糖区，然而，该流域的漏水、桔糖、红糖全部用于制造酒精，仍“尚差2，642，967加仑之原料”，因此，“一般酒精厂均不能发挥最大生产能力，常因原料不济而停工”。[8]

在战时特殊环境下，糖类产品成为酒精生产的重要原料，后方酒精工业依托糖业经济而勃兴，形成了“酒”糖共生的资源型经济协作发展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