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特色：延安精神与红岩精神

延安精神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特定历史环境———陕甘宁边区的斗争和发展中形成的，红岩精神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延安精神为指导，在国统区的复杂斗争形势中所形成的，它们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和特色。

(一)延安精神的特色内容

1．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思想精髓。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和禁锢，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所作的政治报告《新阶段》中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号召全党必须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11］(P523)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依靠客观的实践，不依靠主观的夸张，才能发现真理。”［12］(P663)抗战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变为减租减息，就是实事求是的典型。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更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在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也应联系中国的实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干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实事、好事，重视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体现。在延安时期，中共明确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写进党章。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944年9月，在中央直属机关和警备团召开的张思德追悼大会上，毛泽东在其演讲报告《为人民服务》中强调:“……中共及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是革命的队伍。……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9］(P1104)并以张思德为例，说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为了群众，真心帮助群众。……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最主要的要求是真正懂得和做到“领导就是服务，权力就是责任，工作就是奉献”，树立“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为民形象。遵循这一宗旨，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府、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把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作为各项工作的根本依据，认真贯彻执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广大群众也被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也大发展。

(二)红岩精神具有时代特色的内容

红岩精神所体现的独具魅力的部分，主要包括“出淤泥不染”的品格、刚柔相济的政治智慧、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和浩然的革命正气。

1．刚柔相济、以斗争求团结的政治智慧

抗战时期在国统区搞统战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在与国民党的长期交涉和谈判中采取刚柔相济、斗而不破的政治智慧，做到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在解决皖南事变的问题上。事变发生后，面对国民党对皖南事变真相的封锁，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用一张可供国民党检查的《新华日报》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周旋，同时连夜赶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题词的报纸，第二天在重庆广为散发。［8］(P149)使大后方的广大民众、外国在渝人士及时了解了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事实和真相，从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时期发动反共“内战”，并使蒋介石不得不让步。当然，南方局人员根据中共中央与顽固派作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在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以后，又适可而止，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

2．“出淤泥不染”的政治品格

此时无论是在政府中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是在商海奋斗的党员“红色资本家”，在与国民党各种任务打交道的过程中，面对金钱、名利和酒色等诱惑，都严格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坚持操守。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所展现的这种优良政治品格，是他们不断加强党性修养的结果。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红岩村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13］(P136)，联系实际提出了加强党性修养的七条准则，成为大后方的共产党员们加强党性修养的标准。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当时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由生活腐化走向政治腐化，禁不住敌人的拷打，成为可耻的叛徒，并从内部来破坏党，造成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因此被抓进渣滓洞、白公馆，红岩英烈们生前总结教训，在狱中写下了加强党组织建设的《狱中八条》，有三条是关于防止党员干部腐败的，即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14］。

3．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密切联系实际，用诚恳待人的方式和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争取了包括中外人士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抗战时期周恩来不仅争取了国民党里的冯玉祥、张冲、张治中、刘斐等人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而且还争取了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对中共的支持。比如，抗战时期周恩来以其“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和人格魅力争取了“猪鬃大王”古耕虞、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张澜等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以其宽广的胸怀、“求同存异”的国际统战策略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统战措施以及本身的人格魅力争取了大量的外国来华民主人士，特别是英美苏来华人士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这在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已经有比较深入的论述，比如，抗战时期，周恩来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谢伟斯、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和薛穆、美国总统特使的接触和交往中，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了他们，争取了他们对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相关内容学界已经有众多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4．临危不惧的浩然革命正气

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培育下，在红岩这块特殊的土地上，一大批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即使不幸被捕，深陷牢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临难勿苟免，以身殉真理’”［15］(P27)的浩然正气，以青春热血与宝贵生命浇灌了红岩精神。罗世文、车耀先、江姐、许云峰、刘国志、周从化等，便是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典型。他们忍受住敌人“老虎凳”、电刑、竹筷子夹手指等酷刑的折磨，以“只要一息尚存，誓为真理而抗争的大义凛然笑对屠刀”［16］(P120)。蔡梦慰烈士的《黑牢诗篇》中这样写道:热铁烙在胸脯上，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用凉水来灌鼻孔，让电流通过全身;……铁的棍子，木的杠子，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挖得出的———也只有又热又红的心肝!［17］(P285)古承乐烈士在他的诗中写道:“只要打开牢笼，让自由吹满天下;我将勇敢向前，毫不惧怕!”江姐遭受敌人酷刑折磨，甚至晕死过去，仍然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被特务用凉水浇醒后，她大义凛然地回答敌人:“杀了我也不知道什么组织……你们是枉费心机，永远也达不到你们的目的!”［6］(P323)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红岩英烈浩然的革命正气。

参考文献：

［6］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8］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论新阶段［A］．华北新华书店，194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1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A］．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4］石化．“狱中八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烈士的最后诉说和嘱托［N］．北京日报，2010－08－30(19)，理论周刊．文史．

［15］陈然．论气节［A］．周勇．红岩精神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16］何功伟．狱中歌声［A］．红岩革命纪念馆．红岩风范［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17］萧三．革命烈士诗抄续编［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