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城市平民历次空袭中制造的重大惨案之一，死伤惨重，影响巨大。惨案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根本的原因是日军对重庆平民有预谋的长时间的疯狂轰炸。
重庆大隧道案发生的经过和原因
1941年6月5日下午6时左右，重庆防空警报开始响起，24架日本飞机分三批开始实施自1940年雾季以来对重庆的第一次夜袭，平时市民习于白日躲避空袭，傍晚近郊来城者特多。晚上6时半轮渡停止渡江营运，日机来袭的警报响起，远居南岸、江北的民众来不及渡江，只有分赴城内各防空洞躲避，大隧道避难民众比平时突增一倍以上，最多容纳6500多人的隧道此时竟然涌入了近万人，而且妇孺以及行李细物等也比平时为多，洞内秩序的维护工作由防护团承担，洞外则不时有防护团员传呼“敌机到了，大家不要出来”。晚上7时左右，重庆上空响起紧急警报，首批敌机8架侵入重庆市上空轰炸，重庆市保节院安乐洞、七星岗一带被炸起火，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峙因工离渝，该会秘书长彭诚孚和副秘书长王尊五于7时10分派督导官王昭漠率第十六救护队以及调查人员从黄家垭口乘车前往救护，同时消防队和重庆市长吴国桢也赶到救火，调查发现没有死伤后，救护人员返回指挥所，并通知消防队和民众入防空洞避难，吴国桢于8时15分返回浮图关情报所。大隧道的大闸门在敌机轰炸时被关闭，民众不能进出，由于人数太多，通风不畅，洞内空气逐渐减少。在往日在敌机白天轰炸的间隙，洞口的民众可以出洞休息，而5日日机的夜袭轰炸中大隧道的洞门关闭，受到窒息威胁的人们向洞口移动以期呼吸新鲜的空气，秩序混乱。防护团在晚7点40分到8时先后接到大隧道内有两段发生窒息的报告，当即派黄佑南副团长带领人员出发救护，刚出团部，接到防空司令部电话，以第二批敌机将到，命令服务人员进洞，救护人员于是折回。晚8时47分第二批8架敌机侵入重庆上空轰炸，上清寺一带被炸。8时52分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派督导官王昭漠、周传经率第十六救护队以及调查人员从黄家垭口前往救护，消防队也随即赶到，据查没有死伤。此时避难民众已经进入大隧道防空洞3个多小时，情形越来越严重，“空气不能流通，出汗发热，空气阻塞，人人愿意出洞透换空气”，妇孺号涕声和少壮叫喊声嘈杂喧闹，油灯先后熄灭，洞内人喊“没有气了”，而洞口人则呼喊“敌机来了”，防护团及宪警接有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的命令把洞门封锁不许出洞。据当时藏身十八梯洞口亲历这场灾难的人回忆:眼看大祸临头，谁也不愿坐以待毙，人们争相向洞口挤去，人群汹涌而来，由里向外关闭的闸门被挤得无法打开，人群中发出愤怒的呼喊和痛苦的呻吟。于是守在十八梯洞口闸门外的防护团员和宪警劈开闸门逃逸，涌出闸门的人潮又在湿滑的洞口跌到挤压，并堵塞了洞口，此洞口内外10多米范围内后来清理就有150~160人遇难。[1](p.442)另据资料，石灰市和演武厅两个洞口因闻十八梯洞口发生危险，也发生民众争相外奔致使洞口被践踏死伤的情形，不过为数不多，后来洞内大多数民众多从这两个洞口被救出或走出。[1](p.437)晚9点15分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在浮图关情报所与重庆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胡伯翰同时接到防护团关于石灰市大隧道内发生窒息的报告，鉴于第三批敌机已经临近，没能立即派人前往救护。10时20分，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指挥所接到卫戍总司令部彭参谋长电话:“据说十八梯隧道内恐有闷伤情事，希饬救护人员尽先前往该处施救。”救护人员正准备出发，接到情报所报告，第三批敌机已经只有50公里距离，只有停止救护准备。晚上10时37分，第三批8架敌机飞临重庆上空轰炸，通远门一带被炸，情报所报告:“已无后续飞机”。敌机投弹后吴国桢就乘车出发，只是警报还没有解除，汽车不敢开灯，行驶比较迟缓。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胡伯翰在10时45分左右赶到十八梯洞口督率所部抢救，担架营1个连，担架兵各连、防护大队四中队、新编某师的两个连也先后到场抢救。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于是派督导官王昭漠于10时45分率领第十六救护队经七星岗、夫子池、朝天门、林森路到十八梯巡视救护，派督导官熊武于10时55分率领第三救伤站及第五救护队掘埋总队第一中队一部乘车前往十八梯救护。晚上11时27分日机离去。晚11时30分，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秘书长彭诚孚、副秘书长王尊五、督导官王昭漠等人回会报告灾情，于是会同空袭服务总队长等人商议施救办法，决定所属各救护队、救伤站、服务队、掘埋队、防空司令部防护大队、防护团、宪兵、警察、担架营等均奔赴灾区施救，决定办法后彭诚孚、王尊五、王昭漠等同往十八梯、石灰市、演武厅灾区指挥救护。这样防护团、重庆防空司令部、警察局、空袭服务总队、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在11时30分左右开始实施营救，但是各洞口死伤累积，互相绞压，阻塞洞口，救护进展缓慢，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根据当时现场伤亡情况，一方面决定悬赏救护，并决定十八梯洞口以运出死者为原则，演武厅和石灰市以救出生者为原则，还加派1个连的担架兵，和新25师1个连协力在十八梯观音岩洞口进行救护、搬运。重庆市长吴国桢先到石灰市洞口，见到空袭服务总队长谷正刚、副总队长洪兰友等已经从附近的警备司令部防空洞赶到，正指挥救护。正在协同指挥时，吴国桢得到报告说十八梯观音岩洞门封锁，情形更为严重，当即驱车赶到，“至则见洞门之内，一望若有二三百人，手持足压，团集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晕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能卒视。”[2](p.324)门外救护人员也束手无策，吴国桢“呼之抢救，均谓无效”，亲自动手，也毫无结果。于是在人的引导下，发现纸烟公会有门可以通该处，经交涉答应开门，但是洞口秩序同样混乱，不易指挥。吴国桢乘车返回石灰市找到警察局督察处长东方白率同干部前往纸烟公会洞口指挥营救(后来多由此洞救出)，然后赶到十八梯观音岩洞口，对率领防护大队赶到的重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布置了抢救工作后，又赶回纸烟公会洞口，并进洞内，发现“愈入则头愈痛，眼愈晕”，他勉励救护人员后，又往演武厅洞口查看。在演武厅洞口，警察局长唐毅晚上9时从南岸赶会路经这里，发现有窒息情事，就督饬抢救。吴国桢在这里与唐毅商定了死人及其遗留财物必须登记等项办，然后到通远门又找卫生局安排医院收容伤者，找工务局派卡车搬运死者到城外。直到6月6日凌晨3时许，由于各洞口内空气极为恶劣，抢救困难，救护人员长时间工作精疲力竭，彭诚孚、王尊五面请重庆卫戍司令部第29师第85团派200名士兵到十八梯接替工作。到6日3时半左右，各方面抢救工作大体安排就绪，抢救开始有秩序地进行，救出的轻伤者服药后就自行离去，重伤者由担架兵送往重庆市民医院、仁爱医堂院救治，死者交给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备棺收殓掩埋。此后吴国桢才回府稍事休息，而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的彭诚孚、王尊五等一直在演武厅、石灰市、十八梯等处督饬工作。到6日6时半，吴国桢再次视察各洞口情况，“见观音岩口被难之人多已死去，演武厅口尚有生者”。在此前后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的彭诚孚、王尊五等人又请卫戍总司令部调派6辆卡车一面装运棺木把死者运往朝天门江边用船转运对岸黑石子地方掩埋，一面载运伤者赴医院救治，并请卫戍总司令部命令由劳动总队派200名士兵及总部担架排到朝天门协助搬运，要求在6日晚上完成尸体运载上船的工作。同时命令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南岸、江北办事处调集防护队员100人，在6月7日凌晨4时由玄坛庙、朝天门码头乘轮船出发，到大佛寺、黑石子搬运尸体登岸掩埋。6日16时20分完成隧道内抢救工作。7日从朝天门运出的尸体全部运到了黑石子地方，7、8、9日，黑石子掩埋888具尸体(用棺646具、芦席包尸体72具)，到9日大隧道惨案救护、尸体掩埋工作结束。6月7日到10日发放大隧道惨案死伤人员家属赈款94200元。各方面相继报告大隧道窒息事件死亡人数为:6月6日重庆防空司令部报告人数为死827人，重伤165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报告为1115人(其中仅十八梯洞口、石灰市洞口、演武厅洞口就搬出男、女、童尸体944具)，重伤151人;6月7日陪都市民呼吁书中称亡尸登记为7200多人;6月9日《翁文灏日记》记蒋介石当日有关讲话中提到“洞中死亡及重伤之人总数不超过1000人”，翁文灏认为该数字不确，是“为地方官所欺蒙也……其实死者绝不止此数，被难家属及市民所发紧急号外言亡尸总登记有7200余具”;6月10日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报告死亡人数为888人;6月12日重庆市长吴国桢报告死亡人数为近千人;6月20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为12000人以上;6月24日审查委员会在中央党部秘书处参加防空善后三委员会主席会议，到会者有张伯苓、吴铁城、康心之、陈立夫、谷正刚、翁文灏等，会议报告6月5日惨案死者990多人;7月2日大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报告为992人。从各种情况看来，12000人的数字显然过于夸大，等于说大隧道中的民众全部死亡，于事实不符。而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报告死亡人数为888人全部是无人认领的亡尸数目，而被认领的亡尸数倍与此的可能性极大。7200余具的数字是6月7日被难家属及市民所发紧急号中提及的数字，此时窒息惨案的抢救工作已经结束，尸体掩埋还在进行，而且连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也认为该数字比较可靠，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数字。由于大隧道惨案死伤严重，影响巨大，事件发生后的6月12日，张季鸾把长沙大火和重庆隧道死人并称为国民党政府“抗战期中两大丢人事”。[3]
惨案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原因是日军对中国平民的疯狂轰炸，特别是6月5日的轰炸是1941年日军对重庆的第一次夜间轰炸，轰炸分三批从晚上6时18分持续到11时27分，持续时间长达5个小时零9分钟，市民来不及疏散，并造成极大恐慌。具体原因一是重庆防空管理与管制的措施不力，隧道内避难民众人数过多，而求妇孺以及行李细物较往日为多、空气过少，秩序紊乱，特别是服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多不事先入洞，而是在“一有事故即蜂拥而入，致生拥挤践踏，按此为一最大原因”(重庆防空司令部报告)。二是大隧道工程设计与设备不良，气流不畅，洞口位置不合理，高度不足。特别是石阶角度太陡而且泥泞，行人上下，即使毫不拥挤的情况下单人徒步行走也容易跌倒。洞内没有安装电话，敌机长时间持续轰炸，而防护团执行命令把洞门紧闭不许避难民众出洞，洞内外消息隔绝，洞内防护团失去维持秩序能力，众人拥挤而颠仆践踏，造成数千人严重伤亡的大惨案。
参考文献:[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重庆市长吴国桢为“六五”窒息惨案详情给防空隧道窒息审查委员会的报告(1941年6月12日)[A].王孝洵等主编，重庆大轰炸[C].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3]史丽克整理.翁文灏日记(1941年)[J].近代史资料，2002，(总第104期):141.
（文/西南大学历史学院张守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