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刚|抗战时期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四）苦中作乐：压力释放下的市民闲适生活③

抗战期间，虽然日机频繁轰炸重庆，给市民生活带来了较大的战争恐慌，但市民还得照常生活，他们更珍惜闲暇的生活，于是许多人抓紧利用闲暇时间或出外旅游，或品茶谈天说地，或加紧时间学习。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出版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所以读书也是市民的一大休闲生活方式。在战前重庆文化出版业比较落后，但“自政府移来后，文化的活力也随之增长了。如从南京搬来的中央书店、拔提书店、正中书局、军用书局等；从上海分来的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从汉口分来的新生书店、华中图书公司等，它们最近都先后在此开幕，生意热闹非常。这些新书店可说全部都以关于战时读物———书报、刊物、图画———作为主要的营业。它们搜罗的很丰富，而且十分完备，可说是集中了全国战时读物之大成。而且它们经营方法也很巧妙，如销路最广的《抗战》、《群众》、《解放》、《全民周刊》、《世界知识》、《文摘旬刊》等，都是从汉口打好纸板，用航空寄来重庆印刷。同时，它们又有所谓‘航空杂志’，销售的办法，就是将各处出版的主要杂志，全用航空寄递，只须加上相当邮费而已。这对于有读尽天下新书杂志狂的人们，确是很合口味的。”[45]重庆的书店很多，“全市有四五十家之多，专门出版机关，尚不在内……至于旧书店，综计市上有二十一家，分布在米亭子、苍坪街、天主堂、旧珠市、南纪门等处，这其间范围有大有小，最大的资本亦需二三千元，搜集各种图书二三万册，店员在四五人左右。”[46]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四个月，重庆书店“大大小小共计一百八十四家”（许晚成，1946）。这些既为市民读书提供了方便，也有利于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

参考文献：

[45]沧一：《重庆现状》，《宇宙风》1938年第9期，第153、152～153、154页

[46]吴济生：《新都见闻录》，光明书局,1940年，第84、24、124、2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