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性:文化传承性中的长征精神和红岩精神

文化传播学理论认为，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精神文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1］（P10）。长征精神、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具有许多共同的内涵，这在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当时的诗歌和报刊中都有所体现。根据文化传播学理论，精神文化传播渠道主要有文学艺术渠道、宗教渠道以及科技渠道三个方面，其中文学艺术渠道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电影、戏剧［1］（P117）。

1．艰苦奋斗的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环境中、在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长征时期，红军必需的粮食、食盐、布匹和药品等物资严重匮乏。据有的将领回忆说:“我军在懋功、宝兴、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员、补给都十分困难。在百丈关附近作战的部队稍好些，能吃上粮食。而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同志们，则靠野菜树叶充饥。有不少的同志，因饥饿疾病而牺牲。”［4］（P219）面对艰难困苦，红军并没有因此懦怯、沮丧，他们凭借艰苦卓绝的拼搏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追击，最终胜利达到陕北，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毛泽东的诗词《清平乐·六盘山》中有所体现:“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5］（P78）。作者抒发着豪壮的宏志，体现着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在艰苦的环境中不忘奋发拼搏，努力开拓统战新局面。关于当时重庆共产党员的生活艰苦状况，我们看1985年10月邓颖超在重庆与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杨继干的对话。邓颖超握着杨继干的手说:“老杨，当年我们在红岩村生活可是够艰苦的。”杨继干说:“可不是吗?那时我们伙食费一个月三块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我们伙食比延安还差，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6］红岩革命纪念馆里面展出的抗战时期周恩来等人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文物，也充分体现了当时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

2．坚定的理想信念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既是长征精神的灵魂，也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在长征时期，红军在频繁而又残酷的军事斗争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能够突破敌人的层层堵截，最终达到陕北，靠的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广大红军战士面对众多困难，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定会带着他们冲破困难，走向胜利。这个信念鼓舞着他们咽苦如饴，鼓舞着他们忍饥受寒，以致献出自己宝贵生命而在所不惜［7］（P190）。

红军老战士吴兴回忆说:“我们翻越了一座又一座雪山，我想我们这些人也许永远翻不过这些山了，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我坚信，即使我们真的倒下去，中途失败了，那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前进，革命终将成功。”［8］（P92）电视连续剧《长征》的许多场面都对红军的这种精神进行了充分的展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董必武、江竹筠等共产党人在军统特务和中统特务横行的重庆，随时都有被敌人暗杀、绑架的危险，但是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战场里，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坚持斗争。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在《周恩来在重庆》、《无名英雄》以及《江姐》等电视剧和电影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现在渣滓洞、白公馆所展示的国民党特务的用于折磨红岩英烈们的千奇百怪的刑具以及众多烈士面对刑具无所畏惧、信念坚定的事迹充分体现了红岩烈士坚定的理想信念。

3．密切联系群众

在长征中，红军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很快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访贫问苦，关心群众生活，打富济贫，开仓分粮，处处保护群众的利益，用实际行动教育群众、动员群众、武装群众。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曾把自己身上的毛衣、行李中的被单及一部分粮食，送给乞讨的苗族老妇和小孩［9］（P10），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这在当时的文献《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也有所体现。《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这些使红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红军抢渡大渡河时，老乡们冒着枪林弹雨，一浆一浆地拼命划着船，船到河中向下滑出几十米，撞在大礁石上。在面临船毁人亡的危急关头，四名船工跳进滚滚的激流里，用背顶住船，船上的船工尽力用竹篙撑着，经过惊心动魄的搏斗，终于脱离了险境［10］（P134）。

抗战时期，中共在重庆搞统战工作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争取更多的群众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为此，周恩来专门制定了“三勤三化”原则，即为了广泛争取群众，战斗在重庆的广大共产党员，特别是地下党员，以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为掩护，深入群众中去勤奋学习、勤奋工作和勤奋交友。广大党员不仅勤奋工作，通晓业务，而且热忱待人，助人为乐，使群众乐于与中共亲近。在城市斗争中，抗战后期国统区群众运动发展迅猛，各阶层被发动起来了，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在农村工作方面，中共在结交朋友的基础上，逐步积蓄力量，团聚了成批的积极分子，在条件具备的地方，还开展了抗捐等项斗争［11］。从文化传播方式上看，关于“三勤三化”原则及中共在国统区争取群众的情况，不仅在当时的红岩村的一些内部文献中有所体现，在红岩革命纪念馆（红岩村）里的革命文物中也有展示。

4．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长征途中，红军表现了一种不畏艰险、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是凭借这种乐观主义精神，红军在险象环生的漫漫长征路上，战胜了各种极其严酷、险恶的困难。毛泽东的《长征》一诗也展示出红军笑对远征难的乐观:“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5］（P74）在红岩精神中，广大的革命志士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也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据文献记载，红岩烈士之一的共产党员杨汉秀，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为支持地下党准备华蓥山武装斗争，她变卖了陪嫁田产，后被特务囚于渣滓洞监狱里，她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春节联欢会上，带头跳陕北秧歌舞，唱解放区歌曲，大骂蒋介石，给难友以极大鼓舞［13］。陈然烈士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写下了“……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的著名诗句，也充分表现了革命志士们在狱中斗争的乐观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周鸿铎．文化传播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4］力平，余熙山，殷子贤．长征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5］吕祖荫．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M］．北京:同心出版社，1998．

［6］洪彦．董必武为六毛钱作检讨［J］．世纪桥，2011，(16)．

［7］杨成武．忆长征［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

［8］陈宇．长征精神万岁［M］．济南:黄河出版社，1997．

［9］李安葆．长征路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10］付治平．精神的升华———中国共产党的精气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1］郑伯克．在“三勤”“三化”中推动民主运动［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05－07．

［13］林明．狱中革命英烈铸就“红岩精神”［N］．广安日报，2011－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