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形势萎靡及蚕丝销售格局变动的影响，中国蚕丝业遇到了严重的发展危机。为应对丝业危机并进而统制丝业经济，在政府扶植下，后方丝业托拉斯企业公司———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其几乎垄断了战时川省整个蚕丝改良事业。丝公司自身股本极其有限，其制种、收茧、缫丝、运销等各项业务均依赖于近代金融业的资金融通，且年年借款、季季借款，属于借贷性公司运营。尽管如此，丝公司却在战时年年有盈余，并在后方丝业危机应对、外销生丝生产、蚕丝业改良等方面均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丝公司的融资及经营活动中不难发现，战时后方蚕丝业的发展状况为:经济统制与丝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金融业与丝业发展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蚕丝行业资本构成极为不合理。
中国是蚕桑古国，蚕丝的生产及贸易源远流长。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蚕桑业逐渐发展起来。明清时期，该区域的蚕桑生产已在全国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就西南地区而言，四川地区因气候温和，土质肥沃，生齿稠衍，人工低廉，而天然适宜于栽桑养蚕，早有“蚕丛古国”之称;近代以来，四川蚕丝生产仅次于江浙等省，为中国重要的蚕丝产地，省内蚕桑生产区域逐渐集中于以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地区及以南充、阆中、三台为中心的嘉陵江流域。而就西南地区其他省份而言，明清以来，黔、桂、滇等省亦养蚕缫丝，但是产量颇少，在我国产丝地位上所占分量极为有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产品展开了全面的市场份额争夺战，可以说自此以后整个中国手工行业均面临着来自日本同行的竞争。在此竞争下，中国各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如丝织业出口受阻、面粉业遭排挤、土布业销售不旺、制糖业生产危机等等情况。20世纪3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形势萎靡及蚕丝销售格局变动的影响，四川蚕丝业发展步履维艰;抗战爆发后，长江销路阻断，川丝外销困难重重。为了挽救四川蚕丝业，川省政府一方面效仿江浙丝业统制办法对川丝产销实施统制;另一方面整合省内缫丝工厂成立丝业托拉斯企业公司———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并授权该公司垄断省内一切改良蚕丝事业。就近代蚕丝业研究成果而言，相关论著林林总总，颇为丰硕，不过，学界对战时后方蚕丝业发展的关注并不多。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台湾学者陈慈玉的系列论著。例如，她以蚕丝试验场为例，利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农林部档案，着重探讨了战时四川蚕丝业改进过程及其成果，同时也进一步比较同时期日本在沦陷区中的蚕丝政策，阐明了四川蚕丝业在战时蜕变所具有的意义。随后，陈慈玉推出了《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一书，该书分别以广东、上海、四川为例，通过对这三个中国蚕丝业中心区域的历史地理条件、蚕桑生产环境、生丝产制能力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近代机械缫丝工业的兴起原因、发展的状态及最后归宿作了研究分析。本文在借鉴、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公司)为例，通过对其战时融资及经营活动的梳理，从行业融资角度来窥视战时后方蚕丝业发展状况，并拟对战时经济统制与行业发展、金融业与区域社会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关联问题略作讨论。
一、20世纪30年代后方丝业危机及丝公司的成立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丝业竞争及人造丝进口激增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丝业危机之声充斥国内舆论，以丝业危机及救济丝业为名的论著广见于报刊杂志。这次危机的波及面较广，不仅江浙地区蚕丝业受到较大冲击，而且西南地区蚕丝业发展也呈现出步履维艰的局面。例如，曾在1920—1930年间处于极盛时期的四川丝业，自1931年后，“因为内受天灾与时局不靖之影响，外受日丝倾销与人造丝之压迫，始进入衰落时期”;川北本为川省丝业中心，盛时生丝产量达川省生丝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但自1931年以后，已经锐减了90%左右;川南区生丝产量在盛时曾达川省生丝总量的25%，在衰退期时虽有缅甸、印度市场的支撑，但亦减少了75%。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川省蚕丝业的危机持续加重，因受沿海出口通道阻断影响，丝价下跌，面临着一定的销售危机。例如，1938年1月27日，三台丝纱同业公会主席封郁其(系集义珍经理，该号共有股本6000元)致函美丰商业银行潼川办事处刘葆三，函称“自全面抗战以来，水陆交通均已封锁，潼丝出路无形顿滞”。同年，丝公司在重庆积存丝货达528担，其中一部分押存于四行贴放委员会;土丝存渝者约700担，此项陈丝“一时不易求得销路，积压既久，亏折甚巨”。在丝公司及有关各方的努力下，川丝转走西南陆路输出，然而困难重重，“1937年丝公司产丝1400担，运销上海者仅百余担，为打开销路，丝公司经理亲赴越南、缅甸考察销路，之后，将一部分生丝改制粗丝销往越南、缅甸;一部分售与云南帮”。此时川丝“皆由陆路经云南运销安南(越南)，以汽车装运，然因此项公路修理欠佳，如遇雨天，泥泞不堪，车行极感困难”，由重庆运往昆明约需7日，再由火车转运河内。每担生丝由重庆至河内运费为:重庆至昆明汽车费45.0元，昆明至河内火车费9.0元，保险费(每千元18元)11.7元，昆明特税4.0元，内河消费税(税率3%)19.5元，杂缴2.0元，合计91.2元，约占1938年每担生丝价格650元的14.03%。
在川省丝业衰退时期，省内丝商曾经先后联合组织久和、大华、新华等生丝贸易公司，以期减低成本，突破困境，但均未获成功。1936年春，省政府认股改组成立四川生丝贸易股份有限公司;1937年5月，该公司与四川省营蚕种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更名为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丝公司主要经营制造改良蚕种、收买改良蚕种、缫制及运销改良蚕丝等事项。丝公司成立后，川省府开始实行改良蚕丝统制政策，赋予“丝公司以独家改良蚕种与独家收购改良蚕茧之权，公司有无偿赠送农民改良茧种，与遵照官价收尽农民所产改良蚕茧的义务”，“举凡营育桑苗，制造茧种，收茧，缫丝，运销诸端，莫不由该公司作有系统之经营”。学界对于丝公司并未有专门性研究，不过相关研究成果对其有所涉及，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丝公司遵照四川省政府颁布的管理蚕丝业办法大纲设立，并按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命名。总部设于重庆陕西路92号，总公司内部设置股东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设有董事长、常务董事、监察人等职位，总经理负全责管理公司一切事务，并设襄理、协理及制种总技师、制丝总技师辅助其办理相关事宜，下辖技术室、统计室、总务科、业务科、会计科、稽核科、秘书室、技术室等科室。在重庆及川东川北等地分设分公司、办事处、制丝厂、制种场及购茧庄等分支机构，具体设置情况为:川东区、南充区、三台区、阆中区、成都、上海等六个办事处;第一、二、三、四、五制丝厂;北碚、巴县、南充、西充、仁和、阆中、三台等七个蚕种制造场;北碚及南充两个冷藏库;川东区副产品厂;合川及澄江镇两个转运处;川东区、南充区、阆中区及三台区等四个茧庄。“就设备而言，固然比战前各民营丝厂齐全，而且自桑园至丝厂一应俱全，这似乎是当局极力推展外销丝和军需丝之制造时所采取的一贯作业政策的结晶;此公司配合蚕丝试验场所扮演的角色，在1940年代初期以降和川南地区的乐山试验区平分四川丝业之天下”。
丝公司第一任董事长为宋子文，常务理事有宋子文、胡子昂、何北衡、席德柄、钱新之、康心如、邓汉祥、范崇实、顾季高、刘航琛等人;董事有徐广迟、陈介生、宁芷村、李奎安、浦心雅、张表方(张澜)、杨晓波、任望南、尹志陶、戴自牧、潘昌猷、王君鬃、傅沭波、杨赞卿等人;常驻监察人为吴晋航，监察人有许印若、席文光、温少鹤、何静源、张朔、石体元、喻元恢、税西恒、江昌绪、杨灿三、卢澜康等人。公司总经理为范崇实，协理为罗永烈、陈济光，襄理有温之章、盛润生、陈树庚、熊予昌、陈光玉、胡昭铭等人;制种总技师为陶英，制丝总技师为张复昇，总务科主任为彭树鑫、副主任为唐述百，业务科主任为谢思洁，会计科主任为钱家骅、副主任为唐文昭。之后，丝公司董监事也经过多次调整，例如，1942年8月10日，胡振逵向四联总处呈报四川丝业公司改选后董监事名单，董事有何北衡、钱新之、顾季高、邓汉祥、张群、胡子昂、刘航琛、宋子文、范崇实、康心如、杨晓波、潘昌猷、徐广迟、代自牧、浦心雅、李奎安、张表方、尹志陶、杨赞卿、傅沐波、王君报、任望南、陈公生、席德柄、宁芷村等人;监察有许印君、温少黟、张朔、吴晋航、喻元恢、卢澜康、石体元、王伯天、汤一峤、席文光、税西恒、夏道湘等人。
丝公司部分董监事出身情况，可从表1中窥见一斑
表1所列董监事共37位，其中银行界人士有19人，包括国家银行(中国、交通、农民三家)、地方政府银行(四川省银行)及商业银行(川康、川盐、美丰、和成、大夏)等战时川省主要银行;四川省府人士4人(建设厅长、财政厅长、省府秘书长及省府会计长);国民政府参政员1人，商业公司代表7人(川康兴业公司、兴记贸易公司、华懋公司)，丝公司经理6人(总经理、协理、襄理、业务主任)。丝公司董事长何北衡，四川罗江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入刘湘幕府，先后任江巴司令部顾问、巴县知事、民生公司副董事长、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重庆市警察局长等职;1937年，何出任四川省建设厅长，并以建设厅长身份担任丝公司董事长一职;在其任职期间，他积极倡导成立四川省矿业督导处、四川省电话管理处及无线电总台、合作事业管理处、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等经济管理(指导)机构，并组建四川畜产公司、四川桐油公司、四川药材公司等企业，谋川省经济发展之快速发展。丝公司总经理范崇实，四川合江县人，与刘航琛、何北衡同为北京大学同学，毕业后他们先后参加刘湘幕府。1935—1936年间，范崇实先后担任重庆、成都两处警察局局长，“办事有计划，有魄力，对于警政的刷新，极负政声”，积累极其广泛的人脉、政绩。因此，从公司董监事及经理人员的出身情况不难看出，丝公司有较为深厚的政治背景。
总之，丝公司在危机中整合而起，依托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扶植，挟其政治资源优势，从制种、收茧、缫丝、售丝等整个蚕丝生产环节上，几乎垄断了战时川省蚕丝改良事业，成为后方丝业中的托拉斯企业公司。丝公司的经营策略属于借债性企业公司经营，自身资本极其有限，甚至微不足道，完全依赖利用向外融资的资金手段，维持公司各项事业正常运行，并推动后方改良蚕丝事业发展。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