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形势萎靡及蚕丝销售格局变动的影响，中国蚕丝业遇到了严重的发展危机。为应对丝业危机并进而统制丝业经济，在政府扶植下，后方丝业托拉斯企业公司———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其几乎垄断了战时川省整个蚕丝改良事业。丝公司自身股本极其有限，其制种、收茧、缫丝、运销等各项业务均依赖于近代金融业的资金融通，且年年借款、季季借款，属于借贷性公司运营。尽管如此，丝公司却在战时年年有盈余，并在后方丝业危机应对、外销生丝生产、蚕丝业改良等方面均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丝公司的融资及经营活动中不难发现，战时后方蚕丝业的发展状况为:经济统制与丝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金融业与丝业发展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蚕丝行业资本构成极为不合理。
中国是蚕桑古国，蚕丝的生产及贸易源远流长。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蚕桑业逐渐发展起来。明清时期，该区域的蚕桑生产已在全国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就西南地区而言，四川地区因气候温和，土质肥沃，生齿稠衍，人工低廉，而天然适宜于栽桑养蚕，早有“蚕丛古国”之称;近代以来，四川蚕丝生产仅次于江浙等省，为中国重要的蚕丝产地，省内蚕桑生产区域逐渐集中于以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地区及以南充、阆中、三台为中心的嘉陵江流域。而就西南地区其他省份而言，明清以来，黔、桂、滇等省亦养蚕缫丝，但是产量颇少，在我国产丝地位上所占分量极为有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产品展开了全面的市场份额争夺战，可以说自此以后整个中国手工行业均面临着来自日本同行的竞争。在此竞争下，中国各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如丝织业出口受阻、面粉业遭排挤、土布业销售不旺、制糖业生产危机等等情况。20世纪3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形势萎靡及蚕丝销售格局变动的影响，四川蚕丝业发展步履维艰;抗战爆发后，长江销路阻断，川丝外销困难重重。为了挽救四川蚕丝业，川省政府一方面效仿江浙丝业统制办法对川丝产销实施统制;另一方面整合省内缫丝工厂成立丝业托拉斯企业公司———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并授权该公司垄断省内一切改良蚕丝事业。就近代蚕丝业研究成果而言，相关论著林林总总，颇为丰硕，不过，学界对战时后方蚕丝业发展的关注并不多。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台湾学者陈慈玉的系列论著。例如，她以蚕丝试验场为例，利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农林部档案，着重探讨了战时四川蚕丝业改进过程及其成果，同时也进一步比较同时期日本在沦陷区中的蚕丝政策，阐明了四川蚕丝业在战时蜕变所具有的意义。随后，陈慈玉推出了《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一书，该书分别以广东、上海、四川为例，通过对这三个中国蚕丝业中心区域的历史地理条件、蚕桑生产环境、生丝产制能力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近代机械缫丝工业的兴起原因、发展的状态及最后归宿作了研究分析。本文在借鉴、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公司)为例，通过对其战时融资及经营活动的梳理，从行业融资角度来窥视战时后方蚕丝业发展状况，并拟对战时经济统制与行业发展、金融业与区域社会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关联问题略作讨论。
二、丝公司的融资活动及蚕丝经营
战时，“川省蚕丝已濒于破产地位，若非政府之救济，几于无法维持”，是故，川省政府在组织成立丝公司时，采取官商合办形式，募集官商股本，其中，官股占了绝大部分，“政府既投有大量资本，而又将省营之10个制种场移交丝公司办理，并拨款25万元”。同时，为保证商股认缴，川省府对公司之商股担负保息保亏之责。之后，因应需要，逐年增资，丝公司先后邀请经济部、农本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川省金融界、蚕区地方士绅、蚕农公司职员及蚕业推广委员会全体职员加入投资，1941年又邀请贸易委员会富华公司加入。具体情况为:1937年成立之初，资本140万元，1938年增资为200万元，同年秋又增资为300万元，具体情况为:政府100万元，下游资本80万元，本省金融界54万元，丝商40余万元。
1937—1940年丝公司历年资本及股份变化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丝公司历年股本变化中，政府官股呈下降趋势，银行股本成逐年上涨态势。1937年成立之初，官股占到70%，商业银行及私人仅及30%;而1941年之际，官股仅为14%，公私银行业股份已达80%以上。
1941年5月2日，在丝公司临时股东会议上，何北衡主席报告了增资加股情况:丝公司新增现金股400万元，截至4月30日止已经募足，连同原有股本800万元，共计收足1200万元;新增股户及其所认股额分别为:中国银行50万元、交通银行50万元、中国农民银行62.5万元、四川美丰银行30万元、四川省银行13.69万元、川盐银行17.99万元、德丰公司2.5万元、和成银行5万元、川记5万元、康记5万元、和记0.74万元、经济部2万元、川康银行3.3万元、富华公司150万元、扬典章1万元、杨伭生1万元、余述人0.06万元、杨育恒0.03万元、温少鹤0.1万元、刘式民0.02万元、周道0.01万元、张树藩0.01万元、唐述百0.05万元。
从表3来看，经过1941年的增资扩股，到1942年为止，丝公司的总股本为12000000元，每股100元，共计股数120000，散户股数最少为2股，政府股仅有经济部600股及四川省政府16566股，约占总股数的14%，而丝公司的主要股东为银行业:一是中国、交通、农民三家国有银行持有40790股，约占34%;二是川盐、川康、聚兴诚、美丰等川帮银行约持有33000股，约占28%;三是四川省银行。另外，国民政府组建的华懋及富华两家公司也拥有一定比例的股本。
1945年，丝公司再次增资扩股，此次增加资本为1亿元，新增资本7000万元，已于该年4月底募足。具体情况为:认加两股者，中国银行481.2万元、中国农民银行562.5元、交通银行300万元、复兴公司450万元、美丰银行400万元、四川省银行140万元、其他股东19.6万元，共计2353.3万元;认加一股者，川康兴业公司850万元、刘航琛30万元、宁芷村30万元、聚兴诚银行84万元、其他股东114.23万元，共计1108.23万元;股东除照认加两股外并接受其他股东让出股额加购新股者有，川盐银行380万元、和成银行370万元、川康银行455万元、华懋公司100万元、物产公司90万元、华源织造公司84.85万元、中源贸易行47万元、华康银行50万元、兴记公司850万元、杨伭生25.5万元、杜仲明100万元、胡天龄96.75万元，职员股789.42万元，其他股东1.05万元，共计3538.47万元。三项共计7000万元，委托川康、美丰、和成三家银行分别代收。
从历年增资的情况来看，随着官股的式微，国有银行及川帮银行控制了丝公司的股权，且范崇实一直担任公司总经理一职，负责丝公司的具体运营工作，因此，可以认为丝公司的商业性质较为明显。丝公司虽享有独占改良蚕丝事业经营之各种权利，并逐年增资，但终因自身资本有限，无法完成经营业务，多是携其政治资源向外通融资金，维持公司各项事业正常运行。
(一)1938—1939年融资情况
1938年，丝公司收茧缫丝共需260万元，丝公司虽以制种场全部财产向农本局以利率八厘押借30万元，但不敷使用，为此，“由省银行、川康银行、川盐银行、美丰银行等与农本局共组一新业银公司，以一分一厘利率贷款120万元，并以厂房、机械向省金融界抵押借款40万元，另外，以存渝丝货向贸易调整委员会抵押借款”。1939年春，丝公司与四川美丰等订立“1939年春季财产抵押借款合同”，因营业方面需要资金周转，而以自有制丝厂、制种场及购茧庄全部房产机器及设备作为抵押，向四川美丰、川盐等银行借款100万元，利率定为月息一分，每3个月结算一次，由丝公司另以现款偿还;借款支用期间定为4月15日至4月30日两期，各支用国币50万元;归还办法为1939年11月30日付还40万元整，以后每月底付还国币15万元，至1940年3月底还清。
(二)1940年融资及经营
以往丝公司向国家行库借款均系由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单独承做，而自1940年开始，改由四行按贴放比例承借款项。(1)春季茧丝借款，计设定茧丝质借款项总额为国币1207万元整。具体分配方案为:贷款总额的4%，计48.28万元，由四川省行、聚兴诚、川盐三行分摊;贷款总额的96%，计1158.72万元，由四行按35∶35∶20∶10贴放比例分摊承借。中国银行渝分行为代表行，双方于1940年5月正式签订合约。(2)秋茧借款。1940年9月，丝公司为该年秋季分发改良蚕种，预计收购鲜茧需款720万元、收茧费用64万元、缫丝需款200万元，共需984万元，拟按成本九折押借885.6万元。(3)生丝押款。1940年6月，丝公司以各制种场需款迫切起见，拟以秋茧种40万张，按每张3元，押借135万元，以及现押中国银行已售与贸委会秋丝420担(此丝照每担均价3000元，除原在中国银行每担押款1600余元，现每担丝尚余1300余元)，按每担余额1300元计，押款54.6万元，两项共计押款189.6万元，函商渝分处洽订借约。当时，渝分处核定茧种未便照做，秋丝准按3000元八五折作押，仍由中国银行代表与该公司洽办借款手续，立有借据(并无合约)，订定以生丝394担，按3000元八五折作押，计借款总额为国币1004700元。(4)蚕种增产贷款。1940年10月，丝公司以过去产量不巨，物价平稳，尚能应付，今年物价步涨，工资增高，按照计划，本年秋季应制茧种35万张，每张预算成本4元，约需成本140万元，函请总处拟照成本八折分期贷款制造改良蚕种。与此同时，农本局及四川农业改进所也分别代其致电四联总处请求准予贷款。四联总处经第53次理事会决议“查该公司所送成本估计表，每张4元，尚属适当，惟其中财产折旧并非直接支出，场务、财务及管理费用，应由该公司自行另筹，所有蚕种生产直接费用(如原蚕种费、桑叶费、蚕纸制造、人工制造费用、冷藏费用等)，合计约需100万元，准按八折计算，贷给80万元，交由渝分处参照办理”。
1940年全年，丝公司共计向银行贷款4笔，计总金额为2094万余元，主要用于春季收蚕制丝、秋季收茧制丝及制造改良蚕种等事项。据该年丝公司营业报告书来看，是年丝公司“营业略有盈利，而业务上艰难则十倍于以往各年”。在制种方面，1940年春秋两季，丝公司共制种71万张，平均成本达4元以上，而秋季成本特贵:首要原因在于是年以来，粮食价格飞跃上涨，百物腾贵，人工价昂，关于制种作业所需之人工特多，因此成本增高;其次，丝公司有一二种场自有桑园，但尚未成熟，因应农村需要蚕种之殷切，定购桑叶冀图多制，迨至蚕儿盛食期中，因丝价上涨，蚕农率多以所产桑叶，另售他人种场，致使丝公司之作业大受影响，结果不得不加价以每斤1元以上之价买进桑叶，始得挽救;再次，制种所需要药品、器材皆从海外运来，丝公司以前储备者已消耗殆尽，临时购办，价昂而又不易购得;最后，在蚕种冷藏方面，尤关重要，该年敌机肆虐，南充冷气库及化龙桥冰库几遭不测，现已准备迁移南库于乡间，并于化龙桥另建分库一所，1941年春用蚕种安全散发于农村当无问题。在收茧缫丝方面，1940年春秋两季，共收鲜茧225万公斤，平均价格春季5.7元，秋季3.9元，两季平扯4.5元;每担生丝之茧本达4000元以上，全年各制丝厂共缫各种条分生丝5100余担，每担约需缫工费900元，若按季节分析，则春季约五六百元，秋季以后则达1000余元。在售丝方面，1940年收购原料，约可分成丝3500担，加上年盘存丝茧共得丝7400余担，该年已销出者3400余担，每担平均得价约3000元，幸将上年所存原料两扯填补，得免亏损。另外，到1940年秋季为止，丝公司独享改良蚕茧之权利被终止，对丝公司业务有一定的影响。
(三)1941年融资及经营
是年2月22日，丝公司总经理范崇实致函四联总处，函称“该丝公司因应农村之需要，该年春季各种场共应制造蚕种50万张，而因物价飞涨，人工增高，所需资金为数至巨，拟请照预算每张需成本7.221元计算，共需资金361万元，按照八折贷款2888496万元”。同年秋，丝公司又因制种、收茧、缫丝等事项向四联总处申请贷款两笔。8月14日，丝公司“以本年秋季各蚕种场，即将开始，预定各场共制蚕种25万张，每张制造成本实需8元，共成本200万元，拟请按八折贷放160万元，以制成蚕种作押，除请川省府担保外，并由同意之银行保证，一切条件悉照本年春季蚕种贷款办法”。另外，丝公司又因秋季收茧缫丝向四联总处申请借款1350万元，四联总处渝分处合贴字第19832号1206渝秘字稽代电准予照签。从合约内容来看，丝业公司以所买之蚕茧及制成之生丝作抵押，并由四川省政府建设厅担保，四行按35∶30∶20∶15的比例进行贷放。
1941年全年，在发种收茧方面，该年春季全川共发出蚕种280815张，丝公司收入鲜茧50577470公斤;秋季全川共发出蚕种293040张，丝公司收入鲜茧112938107公斤，秋季收茧成绩较之以往各年尚无逊色，春季成绩之劣则开从来未有之纪录，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粮食价格陡涨，养蚕无利，又历年土茧价高，农民不愿多育改良蚕种之故。在销丝方面，全年共销丝4000余担，其中90%以上，系售与富华贸易公司;“该年原料缫制者不敷成本甚巨，幸赖上年存料，成本较轻，盖以小部分匀度不足，不能运销海外之低级丝供应内销市场，售价尚佳，以资弥补”。在制种方面，全年各种场共制蚕种58万张，春季成本每张7元，秋季成本每张12元，“此乃人工、物价持续增高，自然之趋势”。在冷藏方面，在重庆添建冰库一所，“合原有者共得三库，将蚕种分嶞在严重轰炸期中，蚕种尚得安全无恙，如期供给农村”。
(四)1942年融资及经营
1942年间，四联总处先后核准川省各丝绸厂收茧借款共14笔，计8694万元，其借款用途大都为购茧缫丝，购茧时期分春秋两季，春季茧讯在4—5月间，秋季茧讯在9月间，收茧地点以嘉定、南充、阆中、三台、西充、仁和、盐亭等地为主。具体情况见下表:
从表4来看，1942年丝公司向四联总处借两笔收茧款项，收购春茧贷款2000万元，收购秋茧贷款5763万元，合计7763万元，约占该年四联总处核准川省各丝绸厂借款总数8694万元的89.3%。一方面说明四川丝业股份公司几乎垄断了四联总处对四川丝业的收茧放款，其在川省丝业的地位是无人能比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它的收茧流动资金几乎全靠抵押借款来筹措。
1942年全年，丝公司生丝外销受时局影响颇为不利。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仰光相继沦陷，海运不通，金融紧缩，政府机关忙于自身之救济，或则难于照常补助，或则不能担负风险，董事会鉴于外销之毫无把握，周转资金之日益艰难，决定随同紧缩，裁并机构，减少职工，以渡难关。生产丝量只备供给川省内销之用，以2000担为限;8个制种场停工3个，保留5个;7个缫丝厂停工2个，保留5个;桑园退租四分之一;职员、学员再减200余人。就其发种、收茧、制丝等业务来看，还算比较顺利。(1)春季配发改良蚕种225425张，农人以茧价低廉，养蚕无利，不愿多育，故仅实销春种200658张，剩余24767张，奉令销毁;秋季配发改良蚕种200980张，实销200152张。(2)收茧制丝，春季收购改良茧706828公斤，土黄茧254529公斤;秋季收购改良茧754502公斤;全年共收购鲜茧1715859公斤，共制生丝2162关担，尚余一部分原料待缫。(3)制种，春季制改良种209668张，秋季制改良种143344张，全年共制蚕种353012张。(4)销丝，全年销丝2892关担，其中七成供给外销，其余一部分是上年存余不合外销之无匀度丝、一部分系历年选茧积存之双宫、黄斑、蛆血、薄皮等茧所制粗丝、杂丝及吊壳所抽大车丝，供给内地绸缎机户之用。“本年生丝数量原按川省上年内销数量而准备，殊同盟国以航空军用关系，仍需要公司所出匀度生丝，同时外销当局亦极力设法维持海外市场，不使中断，乃将原备内销之原料尽量改制合于外销匀度之生丝，全部提供同盟国之用。”此外，丝公司也为航空委员会订制特种条份生丝。“上述两项占本年销丝额之七成以上，一则因军用关系，不宜取利;二则外销方面，复兴公司尚须赔垫运缴。在本年度粮食原料、工资、五金、燃料高涨情形之下，不免亏蚀，幸有内销价好而各地绸厂机户乐于改用公司成品，以致历年积余杂丝获得销路，略资弥补。”
(五)1943年融资及经营
1943年，四联总处核准丝公司春季购茧缫丝借款为8721万元，不过需要，自备垫头一成半;核准秋季购茧缫丝借款为9660万元，自备垫头三成;制种费用全年约3000余万元，悉数自行筹措。而丝公司资本3000万元，“已全部投资于厂场固定资本及购备各项材料，平时需用流动资金，除以销丝赎押余头应付一部分外，全赖高利向外拉借短期信用放款，以为周转”。1943年度，丝公司对外负债计中国银行丝茧押款8000万元，月息三分(生丝每关担押借7万余元，按市价六折)，短期信用借款4600万元，月息七分，负担利息极重，尤以中秋节前后各地银根均告紧急，子金高至十分，当时适值收茧制种时节，需款殷繁，调度财务左支右绌，实觉困难万分。
1943年全年，丝公司业务完全遵照四川省政府1943年度蚕丝增产办法大纲之作业标准进行。在制种一节上，春季制改良种209504张，秋季制改良种136824张，全年共制346328张。只是此项改良种，因原种逐年退化，养育时每易发生病状，故丝公司为根本改进原种起见，凡特呈准政府在北碚种场自制原种4000余张。在发种一节上，春季配发改良种143722张，实销142788张，秋季配发改良种201625张，实销196472张，共销339260张，较为顺利，不过“此项蚕种，皆系遵照省府规定，官价发售公司改良种，信用已经确立，农村视为必要，又因官价低廉，纷纷抢购，供不应求，黑市随处发生，私人投机粗制滥造，亦多混迹其间，结果病毒交染，死亡甚大，为害农村尤巨。”在收茧制丝一节上，春季收购改良茧551455.23公斤，土黄茧294471.81公斤;秋季收购改良茧458492.22公斤，土黄茧1304419.26公斤。连同上年存茧，共制生丝2062关担，“此项收茧数量亦系因受限价影响，仅及产量之半，其余半数流为土丝，至为可惜”。此外，“茧款领用周转过多，到达三台仅收得尾批蚕茧，亦为原因之一”。在销丝一节上，全年销丝2060.50关担，遵照省政府及贸易委员会规定，以六成供应外销，计售予复兴公司者共计1200关担，不合外销之无匀度丝，则直接售诸各绸厂、机户。1943年丝业公司损益情况为该年度销种收入819808134.90元，销丝收入8174743242.78元，其他收入6969574.45元，共计收入8201520952.13元，减去制种费用22728007.03元，缫丝费用125578149.60元，推销费用6777744.05元，管理费用14304452.18元，财务费用23163423.81元，净得利润8969175.46元。
(六)1944年融资及经营
就融资情况来看，1944年度借款子金特高，丝公司蚕种、生丝销路均疲滞，为此，丝公司业务再做紧缩。截至1944年8月23日至，丝公司短期负债17笔，计23340万元:和成银行1700万元、四川省银行500万元、永利银行500万元、江苏银行600万元、川康银行5200万元、四川美丰银行3300万元、华康银行550万元、通商银行1600万元、中国农民1000万元、中国银行1550万元、四川省政府特种基金会5000万元、中央信托局80万元、中国保险公司200万元、福钰银行100万元、巴县县银行260万元、振裕银号500万元、江苏农民银行700万元。连同其他借款5060万元，一共合计2.84亿元。③同年秋，丝公司收购秋茧需资向中国银行渝分行申请贷借1亿元，四联总处第235次理事会议核议准予贷借5000万元，由四川省政府建设厅担保。
1944年全年，丝公司制成秋种22.5万张，其他种场制成秋种14万—15万张，比上年骤增了20多万张。尽管丝公司蚕种优良，在蚕农中早树信念，但是蚕种数量骤增，并且私人种场多利用当地人情关系、准许赊账、给人佣金等手段，倾销蚕种，以致丝公司蚕种发售大受影响，截至8月止，丝公司出库配发各区蚕种，计川东2.1万张、西充及南充5万张、阆中5万张、三台4.9万张，合计17万张，尚余5万张。另外，复兴公司对春季外销丝一再压价，丝公司获利甚微。7月15日，丝公司造具春季外销丝成本表，函送复兴公司，并分呈贸委会及四川省政府备查，贸委会代电嘱托仍照往例，即丝公司限于复兴公司谈洽后再行评价。起初，复兴公司仅给价每担28万元，与丝公司所开之38万元相差过远，随后，迭经商讨，丝公司同意去除每担营业税1.2万元及放弃10%之利润标准，让价为33万元，复兴公司仍嫌价高。复经董事徐广迟从中斡旋，29日，始定为31万元，在秋茧之前收货付款。30日，评价会议通过每担31万元的丝价标准，并决议营业税一项由复兴公司负担三分之二，丝公司负担三分之一。就财务状况而言，据监察人何静源在丝公司第八届股东常委会上的报告:1944年度损益计算，计销丝金额594980516.08元，减销丝成本448577333.57元，销丝利益为146403182.51元，又其他收益(计财务收益7756329.24元，房地产收益307923.00元，投资收益64995.38元，杂项收益6070735.32元)14784982.94元，以上收益总额161188165.45元，减除各项费用(计推销费用27144680.17元，管理费用50163496.33元，财务费用72494822.32元，杂项费用2079548.56元)151882547.38元(此项费用大概多系作账的手段，以逃避税收，如果不是这样，似说明经营效率低下)，计获纯益9305618.07元，业由会计师谢霖纪、苏祖南审定，并经检察人查核无讹。从报告财务状况来，丝公司尚有纯益，实属难得，不过，一个销丝营业额达6亿元的公司，仅获利900余万元，可见从业之难，获利之微。
(七)1945年融资及经营
1945年春季，丝公司“共发川东、川北各县改良蚕种15万张，以每张产茧10公斤计，可收改良鲜茧150万公斤，其他土种黄茧尚不计在内，现估计茧价每公斤900元，庄缴每公斤100元，供需茧款15亿元，又上项鲜茧量，可缫丝2000关担，每关担缫丝费用估计约需20万元，共需4亿元以上，收茧、制丝两项共需资金19亿元，除由本公司自备三成垫头外，特请贵处惠允，按七成借款13.3亿元，俾资收购”。同时，考虑到5月初间鲜茧即大量登市，丝公司要求上项茧款必须于4月20日左右，以现钞分运川东北各县乡镇，方可济用;“至如改良茧设因产量关系不能收购足额，则加收黄茧补充，俾济需要”。另外，在收购春茧前，各项布置需费周转，因此，丝公司请求“在上项借款未借以前，请另提生丝100关担为担保品，先行支用5000万元”。3月，四川总处第263次理事会讨论了丝公司申请借款一案，理事会决议“准按该公司实际需要数额茧款6.5亿元、缫丝费1.5亿元，共8亿元，以七折贷款5.6亿元，期限半年，月息三分六厘，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及川康兴业公司承还保证，由中国、交通、中信、邮汇四行局按四、三、二、一比例承放，并指定中行为代表，由代表行选派稽核人员，在合约手续未办齐前，并准先用5000万元”。4月，四联总处代电称，为了方便办理起见，以丝公司向各行局贷款案改由建设厅单独承保。5月2日，丝公司将贷款5.6亿元合约未签妥前以生丝100关担作为抵押品所借5000万元之本息偿清。同年秋季，丝公司先向五行局洽订1945年秋季收茧、缫丝9亿元借款合约，后因用款比较急切，8月2日，丝公司总经理范崇实代电请求四联总处，“以收茧业务即将开始，各区茧庄购买炕柴，修理炕灶，派员发种，暨订购煤焦，在在需款，至为殷切，上项借款如待办理签约等手续须费甚久，拟请贵处于本月半间以前，先行惠付1亿元，以备各项庄缴之需”，呈请在借款签约手续办妥前，先行支用1亿元，四联总处认为“尚属可行，准予照办”。10月18日，四联总处代电中国农民银行总管理处，电称以四川丝业公司函请以本年秋制蚕种12万张借款一案，拟准按成本300元七折押借，共计2500万元，在押品未入冷藏库之前，允做贴现1500万元，四联总处第289次理事会决议“准予照办”。
1945年全年，丝公司有四项重要收获:(1)原种场自制原种已收较大成效;(2)副产品加工之各种成品销售畅旺，为丝公司增进收入不少，同时，丝公司又添办400锭机纺设备，利用低级丝筋弹棉纺纱，也已出货;(3)原料整理结果，缫折减少，制丝每关担比历年约省鲜茧30余斤;(4)立缫部分品质提高，可以接受任何等级生丝之外销订货。遭遇最大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秋季收茧问题，“秋季鲜茧上市之际，时值胜利突然降临，物价狂跌，同时，又值川北刚经过水灾，农村经济动摇，棉花、桐油价格下跌四分之三，尚无人买，南充丝商、绸厂纷纷倒闭，不可终日，川省内销丝价自每担240万—250万元跌至40万—50万元，上海丝价跌至每担20余万元”;丝公司丝厂缴费每担已需40余万元，因此，“丝公司收茧缫丝事业冒着巨大亏折之危险，停做一季，则农村比蒙受普遍惨重之损失，尤以茧价标准问题甚大，既不能照春季每公斤1100余元之高价，以过分亏累，又不可援照川南实验区每公斤230元之低价，以专取便宜，爰以当时粮价，比春季仅及一半为标准，公司所定茧价照春季茧价之一半，每公斤均价为600元，使蚕农半价售茧，半价购买粮食，与春季育蚕结果无差别”。丝公司顶着巨大亏累之风险，担负救济蚕农经济的重任。丝公司的这些作为，立即见到效果，“在顺保潼三府同时宣布茧价，庚即开庄收茧，丝绸顿时稳定，因而倒号之狂澜遂停”，不过，丝公司营业收入受到一定的冲击，“年终决算红酬低微，未能副我股东及诸同事之愿望”，1945年，纯益21725845.57元。二是工潮问题，南京、上海等地收复以后，朝野上下急于返乡，战时成立或遂政府西迁之工矿事业，或停或迁，同时政府为体恤外省劳工，出台相关规定资助有意返乡之工人，1945年冬开始发生工潮，并成风起云涌之势。
综上所述，丝公司携其政治资源优势，垄断战时川省改良蚕丝事业，然而其自身资本极其微弱不说，且原有之股本均投入制种场、茧庄、缫丝厂等机构的场(厂)址、设备等项目上，成为公司的固定资本，是故其制种、收茧、缫丝等业务所需之流动资金均需向外通融。丝公司融资渠道有两端:一是向四联总处申请抵押贷款，这部分融资的比重较大，占绝对多数;二是向市面融资，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资本所有者，比例较少，分信用及抵押两种。受此资本现状所制，丝公司年年需借款、季季需借款，且由于蚕丝业存有茧汛之特殊时期，丝业用款的季节性较强，以致丝公司每次用款均急迫，往往在合约未签订前需要提前预支部分款项，以解燃眉之急。这首先从一个侧面说明后方蚕丝行业资本构成极为不合理，即自有资本(或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过低，限制了行业再生产及新技术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进而影响到整个蚕丝业的发展;其次，丝公司的资本链与复兴商业公司、富华公司、中茶公司等官办公司形成了较大反差，后者有较为富裕资金来源。例如，复兴商业公司1938年成立时，即由财政部一次拨足营运资本1000万元，1940年6月对外贸易行政与业务划分后，贸委会由移交物资内划拨周转基金3000万元，同年8月，由财政部担保，向四联总处抵押借款2000万元，之后陆续向财政部申请易货专款，到1941年底，公司获拨易货款2.84亿元。二者同为官办企业，一并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统制目的，但是，二者资本运作则有较大差异，丝公司则倚赖于银行业的资金融通，复兴公司则倚重于政府增资扩股，这一差异值得学界加以关注。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