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主要做法及成效②充分利用公开身份，广泛开展高层人际交往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措施，通过广泛而有效的宣传工作，扩大了我们党的社会影响，塑造了良好的政党形象。鉴于大后方兼具公开与秘密、斗争与合作等多种复杂场景，大后方党的形象塑造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探讨价值。在大后方，我们党在形象塑造上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一是积极构建宣传阵地，有效引导大后方舆论；二是充分利用公开身份，广泛开展高层人际交往；三是打破地域往来限制，促进中外人士赴抗日根据地实地观访；四是广泛参与各类平台，主动宣传展示自身主张。深入总结我们党在大后方形象塑造的主要做法及成效，不仅有助于从更宽广的视域探寻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为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形象塑造提供经验借鉴。

政党形象塑造，概括地讲，是指政党为实现自身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及由此在社会公众中形成的总体评价或印象。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这一时期我们党能够在社会公众中塑造并形成良好形象的根本所在。当时国民党严格的舆论封锁政策及其媒体对我们党的歪曲宣传、污蔑丑化，也使得加大宣传、塑造真实的中共形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而有效的宣传工作，扩大了我们党的社会影响，塑造了良好的政党形象。在抗日根据地、大后方、沦陷区三大区域中，党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颇具代表性。在抗日根据地，我们党的形象塑造有着诸多优势；在沦陷区，则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在大后方，则兼具公开与秘密、斗争与合作等多种复杂场景，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探讨价值。深入总结党在大后方形象塑造的主要做法及成效，不仅有助于从更宽广的视域探寻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同时，也可以为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形象塑造提供经验借鉴。

二、充分利用公开身份，广泛开展高层人际交往

党员的公开活动是塑造政党形象的重要渠道之一。我们党内高层人士在大后方充分利用公开身份，与社会各界开展广泛交往，在交往过程中，我们党的主张得到了宣传，同时，我们党内高层人士的政治智慧、人格魅力等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展示，进而帮助提升我们党的形象。

1937年9月以后，尽管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但两党在政治信仰、政治纲领等方面终究有着本质区别。特别是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使我们党相关人员在大后方的活动范围大受限制。“我党在国民党区域，除掉少数做上层统一战线的党员必须公开者外，一般的党的组织及党员的面目，都力求保持秘密。”在大后方能够以中共党员身份公开活动的，只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谈判代表、中共部分公开机构人员。这部分人员数量都较少，如参政员只有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数人，中共谈判代表往往又与参政员有重叠。但尽管如此，毕竟有一部分人能够以中共党员身份公开活动，这无疑又是难得的展示和塑造我们党的形象的机遇。特别是能够公开活动的中共人士往往是中共高层，影响力较普通党员更大，也更容易在社会公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利于政党形象塑造。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同时是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的主要代表，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大后方具有公开活动的独特优势。周恩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大后方会见各界人士，广交各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人际网络。周恩来认为，“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周恩来那目光远大、正气凛然、光明磊落、谦虚诚恳的形象，在大后方社会各界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博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信任，许多人正是通过周恩来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的人际网络对我们党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不仅周恩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其他领导也纷纷利用各自优势，构建了各具特色的人际网络。在各种人际交往过程中，不断阐释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增进交往对象对我们党的了解。叶剑英利用其八路军参谋长的身份，在大后方与国民党军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多次接触冯玉祥，加强与原西北军的联络；以云南讲武堂同学和滇军旧僚的关系，加强与龙云等人的联系；其广东梅县人的身份及在广东的经历也大大方便了同粤军张发奎、黄琪翔等人的联络；此外，叶剑英还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都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叶剑英的这种人际网络不仅有利于我们党开展军事方面的统战工作，也使国民党军界人士通过叶剑英对我们党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和了解。同样的，邓颖超充分利用自己的女参政员身份，与大后方的妇女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使大后方社会各界对我们党的妇女政策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其本人能够作为参政员，本身就是我们党倡导妇女解放的生动说明。董必武是我们党出席国民参政会最多的参政员，还多次当选为驻会委员，多次向参政员介绍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如平江惨案发生后，董必武在与李璜、黄炎培等会面时就向其介绍平江惨案的经过，皖南事变后，也及时向黄炎培等介绍事变真相。此外，董必武还积极参加大后方的宪政运动，与大后方社会各界有广泛的接触。同时，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人资历较深，与国民党不少高层人士均有相当的交往。这些我们党内高层人士都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扩大与大后方社会各界的接触，增进社会各界对我们党的了解，从而有利于提升我们党的形象。

英国政治学家沃拉斯认为，“有时，一个具有特殊个性力量和表达能力的人，如同一个政党，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体”。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我们党内高层人士，在大后方不仅具有个体意义，更具有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组织的功能，成为我们党在大后方的形象代言人，他们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提升了我们党的形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论争中的政治话语建构及历史经验研究（1937-1945）”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1BDJ084〕

〔作者洪富忠，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重庆400067〕

原文发布于《党的文献》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