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措施，通过广泛而有效的宣传工作，扩大了我们党的社会影响，塑造了良好的政党形象。鉴于大后方兼具公开与秘密、斗争与合作等多种复杂场景，大后方党的形象塑造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探讨价值。在大后方，我们党在形象塑造上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一是积极构建宣传阵地，有效引导大后方舆论；二是充分利用公开身份，广泛开展高层人际交往；三是打破地域往来限制，促进中外人士赴抗日根据地实地观访；四是广泛参与各类平台，主动宣传展示自身主张。深入总结我们党在大后方形象塑造的主要做法及成效，不仅有助于从更宽广的视域探寻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为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形象塑造提供经验借鉴。

政党形象塑造，概括地讲，是指政党为实现自身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及由此在社会公众中形成的总体评价或印象。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这一时期我们党能够在社会公众中塑造并形成良好形象的根本所在。当时国民党严格的舆论封锁政策及其媒体对我们党的歪曲宣传、污蔑丑化，也使得加大宣传、塑造真实的中共形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而有效的宣传工作，扩大了我们党的社会影响，塑造了良好的政党形象。在抗日根据地、大后方、沦陷区三大区域中，党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颇具代表性。在抗日根据地，我们党的形象塑造有着诸多优势；在沦陷区，则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在大后方，则兼具公开与秘密、斗争与合作等多种复杂场景，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探讨价值。深入总结党在大后方形象塑造的主要做法及成效，不仅有助于从更宽广的视域探寻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同时，也可以为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形象塑造提供经验借鉴。

三、 打破地域往来限制，促进中外人士赴抗日根据地实地观访

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的抗日根据地处在敌后，与大后方往来殊为不便，再加上日寇和国民党的封锁，人员不能自由往来。这就极大限制了大后方社会各界对我们党的全面认知，虽然他们能够通过各类媒体及与我们党部分人员的交往获知我们党的信息，但如果再加上赴我们党的抗日根据地亲身实地考察，就更能全面地了解我们党。1942年4月15日，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争取中间分子既要靠我们党的路线的正确和执行的得法，也要靠他们自己的体验。一位外国记者曾对董必武说，他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由此可见实地参访对于提升政党形象的重要性。基于此，我们党通过各种努力，打破地域往来封锁和限制，促进中外人士赴抗日根据地实地观访。后来，这些实地考察过的中外人士，在国内外媒体上刊发了大量报道，比较客观地介绍了根据地的许多情况，对提升我们党的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

就地域而言，全面抗战时期中外人士赴我们党抗日根据地的实地观访中，以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最具代表性。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最能够体现我们党方针政策的区域，也是社会各界最有兴趣参观访问的地区，因而也是国民党封锁最为严密的区域。美国前外交官谢伟思就提到，关于边区，“第二手的报道”听到过许多。晋察冀边区是我们党在敌后开辟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地处华北抗日前线，是我们党的抗战政策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样本。在晋察冀边区生活工作过两年的英国人林迈可就曾说，“到游击区的外国访问者被认为是最好的宣传者”，“被引导着在这一地区周游”。爱泼斯坦也说，“最出名的解放区，也是欧美人士访问最多的解放区是晋察冀边区”。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所具有的独特特点也使它们成为中外人士参访最多的两个根据地，是社会各界了解我们党抗战和治理实践的重要窗口。

全面抗战时期，在我们党的争取和帮助下，赴抗日根据地实地观访的人员涵盖范围广，社会影响大，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名流，较为典型的有梁漱溟、黄炎培等人。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严密封锁，全面抗战初期，除梁漱溟外，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后方民主党派人士到边区参访并不容易。周恩来和董必武曾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主张对那些想去根据地的民主党派人士表示欢迎，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向他们表示欢迎并给以必要的帮助。梁漱溟早在1938年1月就赴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停留多日，与毛泽东先后见面8次，其中6次长谈。据梁漱溟记述，有两次长谈都是通宵达旦。期间，梁漱溟对毛泽东阐述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十分信服。1945年7月，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与我们党多位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会谈，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就发生在这期间。李公朴也曾到晋察冀边区考察6个月之久。

二是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海外华侨。1940年3月26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飞抵重庆，4月初，董必武和叶剑英、林伯渠一起至嘉陵宾馆访晤陈嘉庚，就国共两党摩擦问题进行了交谈。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举行的欢迎茶会上，陈嘉庚表达了访问延安的意愿，林伯渠、董必武等表示欢迎并致电毛泽东，几天后，陈嘉庚就接到了毛泽东约他访问延安的电报。最终陈嘉庚冲破重重阻挠亲往延安实地观访，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交谈。

三是中外记者。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世界各大知名媒体基本上在重庆都派驻有记者，中共中央南方局几乎同当时在重庆的主要海外媒体记者都有联系，并促成了不少记者赴抗日根据地采访，这其中又以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为典型。由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的外国记者，《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晚报》等的中国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共20余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在延安参观访问1个月左右。经过实地考察，中外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对我们党在根据地取得的成就予以高度赞扬，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

四是以美军观察组为代表的外国军事人员。1942年5月，周恩来就向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斯诺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6月，又向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表示，建议美国派一个军官小组在陕西、山西建立观察站。全面抗战初期，美国军官卡尔逊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曾到延安及山西八路军总部考察访问，后又到晋察冀边区实地考察。全面抗战后期，美国政府出于抗战需要，开始重视中共力量，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于1944年7、8月间，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共计18人抵达延安，对我们党和延安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考察期间，观察组成员与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流，经过实地考察，观察组成员对延安的抗日民主政策给予高度评价。

亲身参访过抗日根据地的中外人士大都著有其参访观感的报道或著作，这些作品对我们党大都持积极正面的评价，较为有力地提升了我们党的国内外形象。李公朴在其《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序言中写到，“模范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周立波根据其在边区的见闻，写下了著名的《战场三记》之一《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指出八路军及游击队等“不但没有退出华北一步，而且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巩固而又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他们时时刻刻在扰乱敌人的后方，切断敌人的交通，而且时时刻刻在准备用大规模的战斗，把那仅据点线的华北敌人，完全赶走”。《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赴延安采访后发表《延安一月》，提出“新社会试验区”的新概念，引起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周恩来将此文比之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日本也很快翻译此书出版。从延安归来后，黄炎培在其著作《延安归来》中对我们党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共今天的局面，是从艰苦中得来的。他们是从被压迫里奋斗出来的。他们是进步的。”他们“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陈嘉庚经过实地考察，加深了对中共的认识，“出去后深赞边区建设”。国民党方面则认为，陈嘉庚访问延安后，“备受中共统战影响，自此态度渐趋附共，对政府指摘批评，甘为中共统战工具”。国共双方话语不同，但所揭示的事实别无二致：陈嘉庚通过实地观访，更加认同我们党的治理，其心目中的中共形象自然比国民党正面。

到过抗日根据地的外国人士同样对我们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卡尔逊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实行的原则，在政治方面是代议制（民主），经济方面是合作原则，只是在社会应用方面，由于强调社会平等，可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林迈可两次去晋察冀边区，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蓬勃的宣传运动及群众组织”，“民主的乡村组织的制度，似乎已在巩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令英籍教师班威廉印象深刻的是，在短短几年里，“边区进行了彻底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从旧的封建制度到最近代的民主，从妇女奴役到两性平权，从文盲到普及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成就都是“在敌人经常来破坏的威胁下，胜利地完成的”，他得出结论：“边区的事业，是将要在未来的上下古今的历史上，形成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革命的奇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考察后，对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军民一致，官兵平等，所完成者多、所用者少，无不钦佩赞扬”，常以“共产党中国，与国民党中国为对比”，“无一对蒋介石抱有希望者”。

在各方积极努力下，大后方与我们党抗日根据地的地域往来限制被打破，大批中外人士赴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使得坚持抗战与民主的中国共产党以勃勃生机的积极面貌呈现于大后方乃至国际社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论争中的政治话语建构及历史经验研究（1937-1945）”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1BDJ084〕

〔作者洪富忠，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重庆400067〕

原文发布于《党的文献》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