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措施，通过广泛而有效的宣传工作，扩大了我们党的社会影响，塑造了良好的政党形象。鉴于大后方兼具公开与秘密、斗争与合作等多种复杂场景，大后方党的形象塑造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探讨价值。在大后方，我们党在形象塑造上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一是积极构建宣传阵地，有效引导大后方舆论；二是充分利用公开身份，广泛开展高层人际交往；三是打破地域往来限制，促进中外人士赴抗日根据地实地观访；四是广泛参与各类平台，主动宣传展示自身主张。深入总结我们党在大后方形象塑造的主要做法及成效，不仅有助于从更宽广的视域探寻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为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形象塑造提供经验借鉴。
政党形象塑造，概括地讲，是指政党为实现自身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及由此在社会公众中形成的总体评价或印象。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这一时期我们党能够在社会公众中塑造并形成良好形象的根本所在。当时国民党严格的舆论封锁政策及其媒体对我们党的歪曲宣传、污蔑丑化，也使得加大宣传、塑造真实的中共形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而有效的宣传工作，扩大了我们党的社会影响，塑造了良好的政党形象。在抗日根据地、大后方、沦陷区三大区域中，党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颇具代表性。在抗日根据地，我们党的形象塑造有着诸多优势；在沦陷区，则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在大后方，则兼具公开与秘密、斗争与合作等多种复杂场景，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探讨价值。深入总结党在大后方形象塑造的主要做法及成效，不仅有助于从更宽广的视域探寻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同时，也可以为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形象塑造提供经验借鉴。
四、广泛参与各类平台，主动宣传展示自身主张
政党开展各项活动，都要借助相应的平台，才能更好地将自己的主张传播给社会公众，从而扩大政党影响，塑造政党形象。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在大后方善于运用和发挥各类平台的优势，充分宣传和展示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及取得的各方面成绩，提升了政党形象。
我们党在大后方参与平台种类众多。在舆论宣传平台方面，我们党除拥有自己掌握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外，还实际掌握和影响了大量报刊。在出版发行平台方面，我们党以读书、生活、新知三大出版发行机构为核心，组建了自己的发行阵地。在议政平台方面，我们党在国民参政会中拥有一席之地，始终保持参与的主动权。尽管我们党在国民参政会实际权限有限，正如谢伟思记录的周恩来在1944年同他的一次谈话中说到的意思，“共产党明知这个会是用来作为装饰品的，也没有实权，而且分给他们的席位同他们的实力是不相称的。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些席位，因为这给他们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以便使公众了解，而且这是他们所希望的开始走向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一个小小的楔子”。我们党通过国民参政会这一平台，成功地塑造了团结抗日的支持与合作者、反对投降与分裂的抗争者、民主政治与发展的引领者等多重形象。在军事参与平台方面，我们党在大后方多地设立了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参谋长能够出席全国参谋长会议。在宣传机构平台方面，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厅长，第三厅是管宣传的，周恩来的领导以及郭沫若秘密中共党员的身份决定了我们党对第三厅工作方向的重大影响，即致力于把第三厅建设成为我们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用来推动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识，以利于发动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在经济类平台方面，我们党在大后方虽然没有兴办企业，但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与重庆的中国工业协会、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协会的负责人多有往来。在群众社团平台方面，我们党虽然直接控制的公开组织多受打压，但间接控制和影响了许多社会团体，如武汉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会，贵阳成立的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重庆成立的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云南成立的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等。
各类平台虽然功能有所差异，但只要利用得当，都能够发挥出宣传的功效。周恩来就提及，“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我多经过参政会，向其作各种建议。参政会所包含的上层分子极广，中共代表的意见，又极为人所注意”。董必武曾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的伟大胜利和中共力量的增长”，对重庆工商业团体“都有影响。《新华日报》上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主张，他们是重视并且赞成的”。此外，各类平台间还能够相互配合，互相支持。比如，我们党参加国民参政会所作的提案或相关发言，通过《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媒体向社会发布，使公众了解我们党，同时，我们党提出的各种诉求及建议又可能引领社会议题，成为各类媒体的新闻话题或社团开展活动的重要内容。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通过各类平台，向大后方及国际社会传递和展示了我们坚持抗日、争取民主的方针政策，在敌后战场取得的战绩，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坚持成立联合政府推动战后和平的诚意。
社会各界通过各类平台加深了对我们党的了解，进而提升了我们党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大后方不少青年正是通过《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媒体上的宣传文字，对我们党产生了良好印象，才不辞辛劳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大后方不少知识分子认同我们党对于抗战的坚持和对民主的追求，对我们党提出的诸多政策予以积极回应。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各类平台对我们党有了一定了解，辅之以与我们党相关人员的交往，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恐惧心理，开始认同我们党的政策。西南地方实力派尽管表面上服从于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但通过对我们党的了解，开始主动与我们党建立各种联系，创建更多的公共活动平台，尽力为我们党开展活动提供一些方便。即便是长期对我们党采取敌对态度、开展严酷斗争的国民党人士，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党所取得的成绩，以他们独有的表达方式反映了我们党政党形象的变迁。
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是每一个政党追求的重要目标。通过对我们党在大后方形象塑造的主要做法的深入总结，能够深化对政党形象塑造的认识，并为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形象塑造提供宝贵经验借鉴。其一，政党形象属于政党的软实力范畴，是政党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有着强大的实力，但其在大后方造成的通货膨胀、民生疾苦以及高官贪腐丑闻，使其政党形象在不断下降；而我们党则在推动展开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中，实现了政党形象与实力之间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其二，政党形象塑造受诸多因素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党制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和落实，就不会产生相应的正面效果；政党取得的成绩如果没有得到广泛而有效的宣传，也很难扩大政党的影响力。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在大后方妥善处理整体与局部、战略与战术、内容与形式等诸多关系，使各要素间实现了有机协同，从而有力促进了政党形象的提升。其三，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回应社会公众关切，才能在政党形象塑造中抓住根本、抢占先机。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深刻洞察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推动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当时国内社会各界所期盼的，从而易于得到民众的同情、认可和支持。其四，个性化宣传手段是政党形象塑造的重要抓手。政党形象塑造主要是做人的工作，而社会公众成分复杂，分属不同阶层，其受教育程度、政治立场、信息来源等差异都有可能导致对同一政党的认知和感受各有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印象。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并依据受众的差异性，采取不尽相同的宣传手段，从而使政党主张得到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论争中的政治话语建构及历史经验研究（1937-1945）”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1BDJ084〕
〔作者洪富忠，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重庆400067〕
原文发布于《党的文献》202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