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世界糖业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一方面传统蔗糖产地古巴、爪哇等地的甘蔗糖业大发展；另一方面欧洲甜菜糖业崛起。受其影响，东亚的糖业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东亚高寒纬度上的甜菜制糖业初步形成并得到一定发展，打破了甘蔗糖业一统东亚的格局；东亚传统甘蔗糖业大国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糖业危机，由中国主导的前近代东亚糖业格局解体；1895年以后，日本在殖产兴业的近代化过程中大力发展本国精制糖业，并积极向外开拓市场，迅速发展成为东亚重要的糖业力量；在东亚糖品市场上，日本糖、爪哇糖及中国糖等主要糖品激烈争夺市场份额，其中日本糖较为强势，逐渐形成了两强主导的东亚糖业新格局。东亚糖业格局的大变动是近代东亚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近代大变局中的东亚的理解。

近代以来，世界糖业格局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一方面，古巴、爪哇等地甘蔗糖业大发展，引领着世界糖业的发展趋势。在1913—1925年间，古巴糖品产量增加了250多万吨，到1924—1925年度时，已达5125970吨，约占世界糖品总产额23589560吨的五分之一，成为世界糖业中的巨无霸，“伦敦之期糖市场及爪哇之爪哇糖市，其所及于世界糖市之影响，终不敌古巴糖之深切，而古巴糖之一喜一，能直接使纽约定期市场随之转移，间接使世界糖价为所左右”；与此同时，在1920年代，爪哇糖业也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此时，其甘蔗亩产量达8000斤以上，年产糖达200余万吨，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糖品输出国，印度、日本、中国香港和内地均为其糖品的主要输出地。另一方面，欧洲甜菜糖业强势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重要糖业力量。自1903年起，因得到各国政府奖励金之补助，欧洲甜菜糖产量累年激增，至1914年时产额最盛，达8244000吨，占世界糖品产量的44.5%；欧战期间，产额有所下降；欧战结束后，产量逐渐恢复；到1934年时，欧洲主要产糖国的甜菜糖产量达7771262吨；1935年，已超过欧战前的最高值，达到8466890吨。受其影响，东亚传统糖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动，对于这一变动情形，已有研究也有所涉及，例如，在中国方面，学界侧重于对甘蔗糖业发展危机的分析；在日本方面，学界则尤其关注对日本糖业快速发展的述评；在欧美方面，学界则从世界糖业经济发展角度来关注东亚地区的糖业发展及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当时日文调查资料及报刊记述为主，把东亚糖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关照，试述其格局变动及影响，以期加深对近代大变局中的东亚的理解。

二、 糖品贸易格局变动：中日糖业地位的转换

1. 从传统糖品输出大国到进口大国：中国甘蔗糖业的危机

中国甘蔗糖的历史较为久远，自唐朝从印度引进熬糖法开始，到宋代糖霜制法（王灼《糖霜谱》1164年），再到明代双辊压蔗法及黄泥淋糖法（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蔗糖生产技术日渐完备。明清时期，中国向外输出了熬糖技术及大量糖品，并在东亚处于领先地位。19世纪中后期，在世界糖业力量发展及中国境遇变迁的背景下，甘蔗糖业日渐萎缩，20世纪初，已存在严重的生存危机。

在1895—1937年间，就中国几个重要糖品产地的产销情况来看，糖品贸易萎缩成为常态。首先，据历年海关年报的统计，1870—1875年间为汕糖向国外出口的黄金时代，然而，在20世纪初，栽蔗产糖近两千年的珠江三角洲却放弃了糖的生产。其次，台糖向外输出以日本为主，在1868—1895年间，台糖输入日本的总额占同时期日本进口总额的69.55%，达619万担，与内地进口台湾718万担的总额仅差100万担。然而，在1895—1931年间，中国台湾、内地以及日本之间的食糖贸易，变成了以日本为主导的三角贸易：由台湾种植甘蔗，生产原料粗糖，将这种粗糖运往日本本土加工成精糖，再将此糖销往中国内地，日本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外向型经济贸易战略为主导的掠夺性的多边经贸机制。第三，闽糖产量仅次于广东及台湾，省内甘蔗产地主要集中在漳州、福州、福宁等地区，其中漳州府最多。前近代，闽南糖业仅龙溪一县年产90万元，南靖、海澄两县年产72万元，晋江、同安、南安三县年产20万元，并且糖品“畅销于华北各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天灾、地变、人祸层出不穷，经济崩溃，闽南蔗糖事业亦渝至破产之境地”。輥輯訛最后，川省糖产在清末民初之际达300多万担，跃居全国首位，其销售格局以川省内为主，兼及邻近各省，其中外销以输出两湖地区的桔糖为大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外糖的侵逼下，川省桔糖在两湖的销售额有所下降，但因两湖地区偏好桔糖，因此，川省桔糖销售并未中断，其糖品销售结构未发生较大变化。

总的来看，1895年前，国内糖品贸易的主要格局是南部及西南部中国糖品均能自足；北部中国所需糖品皆由粤、闽及台三地供应，天津港为其集散市场；两湖地区的桔糖均由川省供应，汉口为其集散市场。就东亚糖品贸易格局来看，中国为东亚的最大糖品输出国，几乎垄断整个东亚的糖品贸易。1895年以后，随着中国糖业重镇台湾被日本占领以及世界糖业的大发展，中国糖品贸易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动：国外市场尽失；仅在区域内市场销售；且外糖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糖品贸易格局的转变既是中国甘蔗糖业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标志着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糖业旧格局的瓦解。

2. 从糖品输入国到精制糖业强国：近代日本精制糖业的快速发展

从日本糖业发展历程来看，明治前期，日本糖业仍处于手工阶段，无论是制糖方法，还是耕作方式，均较简拙，仅为一般农家的副业而已。据统计，在1868—1878年间，日本输入糖品共约5.65亿斤，价值2000余万日元，其中“自中国输入者十之九，他国输入者十之一”。在占领东亚糖业重镇台湾之后，日本在台糖基础上大力发展精制糖业，并着力向外开拓市场，进而成为东亚糖业强国，改变了东亚传统的糖业格局。

甲午战后，日本本部精制糖业开始起步。1896年日本制糖有限公司成立，随后，神户、新高及盐水港等制糖公司相继成立。欧战以前，日本有制糖厂5所，每日约能制炼精糖17800担；欧战以后，据日本年鉴统计，日本本部有大日本、明治、帝国、新高、盐水港、大正等糖品公司。大日本制糖公司及台湾制糖公司规模最大，各有糖厂3所；其次为明治制糖公司与大正制糖公司，各有糖厂两所；其余3家公司各有糖厂1所，13所糖厂日产糖32000余担。

与此同时，日本也大力发展台湾糖业，1901年，儿玉源太郎采纳了新渡户稻造的改进台湾糖业建议，制定了促进台湾糖业发展的基本政策。例如，“台湾糖业奖励规则”（1902年）、“台湾糖业奖励规则施行细则”（1903年）、“台湾制糖场取缔规定”（1905年）、“台湾蔗苗取缔规则”（1905年）、“台湾甘蔗中间苗圃设置规则”（1924年）。这些带有保护性及强制性的制度，在引进蔗苗、改良蔗种；设置试验研究机关、改良栽培方法、防除病虫害；奖励补助蔗苗之灌溉排水工事、改善原料蔗糖收获方法；建立新式糖厂、改良制糖方法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日本政府又通过减税、帮助获得土地、协助建立制糖厂、建设窄轨铁路以及市场保护等方式，鼓励日本国内企业家到台湾去投资糖业，从而推动台湾糖业现代化的进程。“自1907年后，甘蔗业大加改善，大规模新式糖厂之设立者渐多，1910—1911年已有新式糖厂21所，产能在6130吨”。例如，近代日本糖业界之巨擘——日本明治制糖股份公司，该公司由涩泽荣一、森村市左卫门、小川□吉、武井守正、浅田正文、相马半治、植村澄三郎、山本直良等人于1906年12月在台湾创设，初创资本仅500万日元，资力一般，然而在政府扶植下，在1936年前后，其资本竟达4800万日元，公积金达2200万日元，制造工厂不下20所，总支店遍及日本本岛及其殖民地，且关系到日本整个金融的正常运行，成为日本糖业界的龙头公司。

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植下，日本本部精制糖业及台湾糖业均呈迅猛发展趋势，糖品产量也急剧增加。1909年全日本的糖产已达450万担左右，1931年创历史新高达1925万担，仅在20年内就增长4倍以上。而在糖品统计当中，台湾糖产所占比重达九成以上，1909年产量达300万担，到1932年达1600万担，创造新的糖产记录。综上所述，在此一阶段，日本精制糖业在利用中国台湾及爪哇廉价粗糖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满足国内糖品需求，另一方面积极向外开拓市场，其国外市场主要是中国市场，精糖输出数量由1906年的70万担逐渐增加到1935年的400多万担，并且在中国市场上大力拓展糖品销售，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糖品市场上乃至东亚糖品市场上的一个重要竞争者。这既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中日糖品贸易格局，也改变了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市场上的糖品竞争格局，日本糖业成为东亚糖业的重要一极。

【作者简介】赵国壮，男，1980年生，河南南阳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史。乔南，女，1978年生，山西洪洞人，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