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世界糖业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一方面传统蔗糖产地古巴、爪哇等地的甘蔗糖业大发展；另一方面欧洲甜菜糖业崛起。受其影响，东亚的糖业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东亚高寒纬度上的甜菜制糖业初步形成并得到一定发展，打破了甘蔗糖业一统东亚的格局；东亚传统甘蔗糖业大国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糖业危机，由中国主导的前近代东亚糖业格局解体；1895年以后，日本在殖产兴业的近代化过程中大力发展本国精制糖业，并积极向外开拓市场，迅速发展成为东亚重要的糖业力量；在东亚糖品市场上，日本糖、爪哇糖及中国糖等主要糖品激烈争夺市场份额，其中日本糖较为强势，逐渐形成了两强主导的东亚糖业新格局。东亚糖业格局的大变动是近代东亚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近代大变局中的东亚的理解。

近代以来，世界糖业格局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一方面，古巴、爪哇等地甘蔗糖业大发展，引领着世界糖业的发展趋势。在1913—1925年间，古巴糖品产量增加了250多万吨，到1924—1925年度时，已达5125970吨，约占世界糖品总产额23589560吨的五分之一，成为世界糖业中的巨无霸，“伦敦之期糖市场及爪哇之爪哇糖市，其所及于世界糖市之影响，终不敌古巴糖之深切，而古巴糖之一喜一，能直接使纽约定期市场随之转移，间接使世界糖价为所左右”；与此同时，在1920年代，爪哇糖业也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此时，其甘蔗亩产量达8000斤以上，年产糖达200余万吨，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糖品输出国，印度、日本、中国香港和内地均为其糖品的主要输出地。另一方面，欧洲甜菜糖业强势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重要糖业力量。自1903年起，因得到各国政府奖励金之补助，欧洲甜菜糖产量累年激增，至1914年时产额最盛，达8244000吨，占世界糖品产量的44.5%；欧战期间，产额有所下降；欧战结束后，产量逐渐恢复；到1934年时，欧洲主要产糖国的甜菜糖产量达7771262吨；1935年，已超过欧战前的最高值，达到8466890吨。受其影响，东亚传统糖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动，对于这一变动情形，已有研究也有所涉及，例如，在中国方面，学界侧重于对甘蔗糖业发展危机的分析；在日本方面，学界则尤其关注对日本糖业快速发展的述评；在欧美方面，学界则从世界糖业经济发展角度来关注东亚地区的糖业发展及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当时日文调查资料及报刊记述为主，把东亚糖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关照，试述其格局变动及影响，以期加深对近代大变局中的东亚的理解。

三、 东亚糖品市场激烈竞争：日本、英国、爪哇等国糖商角逐于中国市场

爪哇糖品进入中国的时间最早，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南洋商人，他们发现糖品贸易的厚利，着力将爪哇糖品输入中国。据统计，1895年前从爪哇输入中国的糖品占外糖总输入量的80%。之后不久，英国在香港设立机制精糖厂，并由太古、怡和两洋行来经销，1905年左右，英属糖品独霸着上海、天津、汉口等重要港口城市的外糖销售额。日俄战争后，日本机制糖业快速发展，逐渐打破了爪哇糖统治中国糖品市场局面。20世纪最初的30年内，爪哇、日本等糖商在东亚市场上，尤其是中国市场上展开了全面的竞争。

1.20世纪头十年的中国东北市场

明清时期，东北市场上的糖品供应均来自南中国，20世纪初，随着外糖输入范围的扩张，东北市场上出现中国糖、俄国糖及日本糖竞争的局面。例如，1908年哈尔滨糖品输入总额计41947担，价值214776两；1909年计71430担，价值408777两，其供货商主要为俄国之阿什河制糖公司、英国之太古洋货及日本之三井物产公司。1910年新民府输入糖品25228担，价值234233元，在输入的18种糖品中，英国占6种，1997担，价值19249元；国产糖品有9种，22484担，价值207705元；日本占3种，700担，价值7278元。在新民府，国产糖虽然占到绝对的优势地位，不过英日已把糖品推销到东北的更远地区。1909年俄国人在阿什河设立阿什河制糖公司，开发甜菜制糖。1914年欧战爆发，受其影响，欧洲甜菜糖输出断绝，甘蔗糖供给困难，世界糖价飞涨。不过，战争却给日糖创造了独霸中国市场乃至东亚市场的绝佳机遇。在中国东北市场上，俄国因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该地的甜菜制糖，日本则大力发展中国东北甜菜制糖业。

2.20 世纪20年代的中部及南部中国市场

一战前，在中部及南部中国市场上，主要是爪哇糖的争夺，占据首位。战时，日本借助英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的机遇，大力拓植中国市场。战后，日本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例如，在1918—1920年间，中国精糖市场为日本货所垄断。“太古公司规模最大，有自备之船只以为运货之用，且于内地各埠广设支店，自置堆栈，肆行销售……以地理及其他关系立于有利之地位”。作为后起者的日本糖商，“大日本制糖、明治制糖及台湾制糖三会社，常相互联合，组成一种‘加迭尔’大行商略，纵遇损失亦不惜贬本求售，其损失则求价于日本内地”。在其积极的开拓政策指导下，“日糖颇能蚕食香港糖之贩路，除福州以南各埠外，日糖之势力已渐与香港糖并驾齐驱”。1923年，明治等6家制糖公司积极拓展中国市场，同年向中国输出糖品价值达2000万日元，其中以输往上海为主，占日本输出糖品的七成。并且，在上海市场上，日本的明治、大日本等3家公司同英属香港太古、怡和进行激烈角逐。日方为了争取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拟提议协定输华糖品的色泽标准，不过因日糖商内部竞争激烈而未能商定。1925年，因爪哇糖输入增加，日糖退居第三位，不过1926年日糖输入中国的数量有所增加，达300万担左右。

1927年青岛事件发生后，国内掀起“反日之经济绝交运动”，上海糖商从保障自身利益出发，于同年8月设立一个拍卖市场（即日糖公卖处，对日糖实施限价政策，规定具体交易日期），并一致禁止与日本交易，这个市场的开设给日本糖市以重大打击，同年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糖品减少16%以上，此拍卖市场于1928年初撤销。同时，上海中国糖商也采取仿造日糖商标及在日糖中混入廉价爪哇糖进行销售的办法打击日糖进口，据同年10月22日上海电称：上海约60家中国精糖商把爪哇糖与日本糖按照5比2的比例混合制成劣等产品，仿造日本精糖会社的商标进行出售，致使最近数月日糖输入上海市场的数量比平常剧减一半。这些手段不仅使1927年同期的日糖输入额骤减一半，“1927年东糖进口车白糖705681包，赤砂8323包，冰糖28548箱，合计742552包，较1926年统计减少464238包”，而且也严重损伤了日糖声誉，给日糖输入中国市场带来较大威胁。

3.20世纪30年代中国市场上的日糖销售及外糖竞争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国内发生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糖输华产生较大冲击，而其他外商则借机拓展市场。例如，据1932年1月23日大阪市产业部发布天津港日糖销售情况来看，之前，在该港外糖输入总量中，日糖占六成，其余是爪哇、吕宋、香港等糖品，然而，1931年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后，香港糖品下调价格，积极拓展市场，而日糖销路日渐萎缩，从事日糖代销的中国批发商转而代销香港糖，同时爪哇糖品输出的也相当引人注目。1933年，印度政府实施以自足为目的的国内糖品增产计划，新设官民共建的精糖公司，并提高外糖输入关税，从而导致每年输入印度170~200万吨糖品的爪哇糖商不得不另外开拓市场。爪哇糖业代表在考察中日糖业现状之后，认为日本由于输出成本加大、技术停滞、抵制日货运动等原因，致使其输入中国的糖品由1931年前每年的400万担骤减为170万担，因此努力开拓中国市场，并计划在上海新设精制糖厂。1935年，如何处理台湾过剩糖品问题，成为日本糖业界关注的重点。日本糖商极力主张向中国输出，而中国东北市场容量仅为150万担，其他150~200万担需要在中部及南部中国市场上找到销路。不过，因中国国内抵制日货运动、广东政府的食糖专卖政策及爪哇滞存糖品对中国市场的投放等因素，日糖销售极为迟滞。因此，日本使用低价倾销政策，以求打开销售市场，而这一举措立即引起一轮削价竞争。荷印政府（爪哇当局）因其糖品大受日本倾销政策之影响，也实行削价政策，成效显著，仅5、6两月，爪哇经香港转销华南各地糖品已达10吨，同时，其他各地糖商亦得政府协助源源不断来华倾销。1937年初，虽然中日外交依然不明朗，然而日中贸易则比较顺畅，日糖输出自1936年10月以来，呈增长势头。不过，香港太古制糖厂因日糖进逼及原料购买困难而遭受较大打击，面临停产危机，是故提出与日本糖业联合会及日糖公司订立“中国糖品输出协定”，要求协定输华糖品价格、分割中国市场销售区域。日方予以断然拒绝，称日本糖业联合会既无权协定日本国内供应量，也无能力与糖品输出公司订立协定；两者制糖原料虽同为爪哇糖，但是由于结算单位不一，而无法在价格上予以协定；分割中国市场，不合外交惯例。

总的来看，爪哇、英国及日本三地糖商之间的争斗，加剧了东亚糖品市场竞争局势，并逐渐形成了以日糖为主导的东亚糖业新格局。但是，这一新格局的形成是以牺牲中国糖品市场份额为代价的，中国糖业则出现了严重的产销危机。

【作者简介】赵国壮，男，1980年生，河南南阳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史。乔南，女，1978年生，山西洪洞人，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