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和形成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革命斗争导航定向，指导和推动了红岩精神的初步形成。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毛泽东亲赴重庆入驻红岩，进行国共谈判，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红岩精神。而在抗战时期走向成熟的毛泽东思想，既是指导大后方和国统区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也是红岩精神形成发展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源泉。毫无疑问，毛泽东对红岩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红岩精神；南方局；重庆谈判；毛泽东思想
“红岩”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领导机关所在地和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驻地，也是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原型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的名称。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与南方局的革命斗争、与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与重庆解放前夕的狱中斗争密切相关，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和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关于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既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革命斗争，认为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南方局在重庆领导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培育、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在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对立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环境为红岩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红岩精神’是在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头严格自律和率先垂范的影响下形成的”。并对红岩精神的形成过程、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地位价值以及与中国革命精神的关系、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等论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颇具新意的论断。毋庸置疑，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的革命斗争是红岩精神形成的主体力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毛泽东是红岩精神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抗战胜利以后，又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入驻红岩村，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而斗争。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毛泽东与红岩精神的关系却鲜有论及，仅有胡大牛教授从党的建设和群众路线角度分析毛泽东对于红岩精神的倡导、培育和成就方面的指导作用的一篇文章。而对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期对红岩精神的直接培育，则迄今无人论及。有鉴于此，本文拟突破传统的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和周恩来的视域，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从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的革命实践进程出发，对毛泽东在红岩精神形成和发展中的历史贡献做一新的探讨。
一、毛泽东的政治指导与红岩精神的初步形成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为适应全国抗战局势的变动，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至１１月６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南方局成为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形势发展和斗争需要而派驻到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成为中共中央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南方局的决策，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而主导这一过程的正是毛泽东的战略考虑。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强调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个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报告强调，“在云、贵、川等省大后方中，尚有许多城市与许多工业，尚可与外国联络，尚可建设”。“依据于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从长时期中生息我之力量，削弱敌之力量，加上将来国际有利条件之配合，就能举行反攻，收回城市。”从目前已知的文献中可知，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大后方”的概念，并将“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作为争取抗战胜利的两个基础条件，这些论述，表明此时的毛泽东对大后方战略地位已有相当的认识，这也是中共中央为什么在大后方中心的重庆设立南方局的重要思想基础。
毛泽东虽身在延安，但却时刻关注重庆南方局的工作，不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多次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讨论南方局在大后方的情况并交换意见，还长期通过电报、书信的方式对南方局的工作进行指导。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直接给周恩来或南方局发的电报数就达到４５次，电报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有毛泽东和中央对目前形势和局势的估计、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统战工作的方针以及对突发问题的处理意见等。１９３９年８月，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南方局的工作报告，毛泽东从６个方面充分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同时指出“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战没有向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等弱点，明确强调要对国民党进行团结斗争，进一步巩固党，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这是今后南方局的重要任务，要这样去适应新的环境与党的总任务。”１９４０年８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讨论南方局工作和统战工作时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个方面。”“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战区。”第一次把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放在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国共关系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给周恩来连发两电，提出“要准备应对最黑暗局面，任何黑暗局面，我们都是不怕的”。“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１９４１年１月，针对国民党污蔑新四军、扣押叶挺的行为，毛泽东先后多次致电周恩来，要求周恩来等人要在政治斗争中“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并发电指示周恩来和南方局同志如何开展工作，配合中央的处理方针在政治上采取攻势，占据社会舆论高地。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还与朱德一同致电慰问“处在政治环境极端严重和尖锐”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全体同志，“望努力奋斗，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灭亡”。从１９４３年起，毛泽东更亲自领导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听取董必武到延安后的专门汇报后讲：“我是在苏区工作，搞打仗的，不懂得白区工作，这次听了董老的汇报，使我茅塞顿开，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很艰苦，很努力，有很大成绩，现在看来，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在中共七大上，还设置了专门的“大后方代表团”，这是对南方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充分肯定。从以上事例能够看出，毛泽东非常重视南方局和大后方的统战工作，并将其置于全局的、战略的高度予以考虑，而他的指示和要求对南方局的工作起到了导航定向的作用，对于深入开展国统区的革命斗争和红岩精神的形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培育南方局共产党人革命气节，提高党性修养方面，毛泽东更是功不可没。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大染缸”里，南方局的共产党人时刻经受着生死、信念与意志的考验，要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执行党的路线，完成党的任务，更需要加强党内教育，整顿巩固党的组织。毛泽东在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早就感到，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的知识，没有对于革命实践运动的深刻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南方局共产党人的理论学习，他通过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刊《群众》周刊号召广大党员：要在巨浪中站稳自己的脚跟，正确了解四周的环境，不迷惑运动的方向和前途，只有学好革命理论，才能运用好革命理论。南方局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鉴于抗战以来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迅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国共日渐逆转的政治形势，要求南方局在继续发展党组织的同时，着手加强党内教育，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建议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在整风运动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部署，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先后发表毛泽东的三篇重要整风文献，以便于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进行学习。为加强国统区党员的党性，毛泽东专门致电周恩来，提出“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周恩来也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处境艰险复杂的特点，领导南方局采取积极慎重稳妥的方式进行了整风学习和审干工作，取得显著效果。此外，为应对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要“继续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强调“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于培育南方局同志坚定的理想信念，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正是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南方局的同志不断地通过理论的学习和自我的提升，才锤炼出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才培育出了伟大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不仅高度重视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和党的建设，对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和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安危也十分关心。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保障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安全和保存干部，“决定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实行‘自卫式的撤退’‘密码密件立即烧毁’，领导干部撤回延安。党的同情分子也要提供旅费，将他们转移到香港和南洋去”。自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８日至２月１日的十多天时间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连续数次发电，要求党内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区。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南方局工作如此看重，对国统区共产党人的安危如此关怀，才使得南方局的共产党人在险恶环境中更加英勇无畏，善处逆境的英雄气概也愈发彰显。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伟大的革命精神，南方局的建立及其工作的开展是红岩精神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南方局１９３９年１月在重庆秘密成立，１９４６年５月东迁南京，是党中央领导南方广大地区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的前线指挥部。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指引下，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条件极其恶劣、斗争复杂尖锐、党性考验严峻，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极易受影响、干扰的情况和环境下，开创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新局面。而毛泽东作为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推动南方局的建立及其革命斗争，对推动红岩精神的形成发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他的“不怕任何黑暗”的思想、“绝不游移，绝不妥协”的思想、“紧抓党内教育”的思想等等，不仅指导和推动了南方局的革命斗争实践，也成为红岩精神宝库中极其重要的内容。
作者：潘洵，刘小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