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和形成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革命斗争导航定向，指导和推动了红岩精神的初步形成。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毛泽东亲赴重庆入驻红岩，进行国共谈判，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红岩精神。而在抗战时期走向成熟的毛泽东思想，既是指导大后方和国统区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也是红岩精神形成发展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源泉。毫无疑问，毛泽东对红岩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红岩精神；南方局；重庆谈判；毛泽东思想

“红岩”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领导机关所在地和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驻地，也是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原型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的名称。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与南方局的革命斗争、与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与重庆解放前夕的狱中斗争密切相关，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和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关于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既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革命斗争，认为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南方局在重庆领导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培育、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在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对立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环境为红岩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红岩精神’是在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头严格自律和率先垂范的影响下形成的”。并对红岩精神的形成过程、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地位价值以及与中国革命精神的关系、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等论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颇具新意的论断。毋庸置疑，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的革命斗争是红岩精神形成的主体力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毛泽东是红岩精神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抗战胜利以后，又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入驻红岩村，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而斗争。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毛泽东与红岩精神的关系却鲜有论及，仅有胡大牛教授从党的建设和群众路线角度分析毛泽东对于红岩精神的倡导、培育和成就方面的指导作用的一篇文章。而对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期对红岩精神的直接培育，则迄今无人论及。有鉴于此，本文拟突破传统的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和周恩来的视域，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从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的革命实践进程出发，对毛泽东在红岩精神形成和发展中的历史贡献做一新的探讨。

二、毛泽东的直接培育与红岩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在抗战胜利后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指出，重庆谈判“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关键，而且也影响着远东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胡乔木同志认为，“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发生的头等大事，它承前启后，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在谈判期间，毛泽东除主持谈判，与国民党政府针锋相对地斗争，随时领导和指导中共中央的斗争实践外，还同社会各界朋友进行广泛的接触，与国际友人和各界知名人士交往会谈，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推动和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发展。他身上肩负着的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时代使命，表现出的追求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品格，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处危若安的胆识气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的内涵，也是毛泽东直接培育和推动红岩精神进一步发展的最好体现。

在抗战胜利后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凭着“弥天大勇”，亲赴重庆，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与和平的诚意，毛泽东本人也成为国统区共产党人学习不畏艰难、勇于担当的英雄气概的最好典范。毛泽东亲赴重庆，不仅击破了蒋介石和国民党长期以来的诬蔑谣言，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共产党的声誉和鼓舞了国统区同志的斗志。毛泽东刚到重庆，就有读者胡其瑞等四人致信《新华日报》：“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除《新华日报》外，重庆《大公报》《新民报》《新蜀报》《华西晚报》等国统区媒体纷纷报道毛泽东来渝的新闻，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形象也逐渐在国统区人们心中清晰起来。重庆谈判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毛泽东也是一个善处逆境、敢于斗争的典范。在赴重庆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就作了最坏的打算，决定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处境可谓是危机四伏，保存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是一份详细记录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每天活动情况和谈话内容的报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都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毛泽东不仅在险恶环境中泰然自若，更在这场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博弈中展现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面对时局的险恶，毛泽东无论是与郭沫若等文化界人士交流，还是给柳亚子写信，都一再强调并坚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面对蒋介石的声称没有内战，而实际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毛泽东告诉在红岩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绝对不要希望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准备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根据毛泽东的副官回忆，“毛泽东和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会立刻安静下来。”重庆谈判期间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王炳南也回忆道：毛主席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巧妙地给以批评，同时也向国民党内人士介绍了我党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在目睹了毛主席的处事之道后，对毛主席磅礴的气度、宽广的心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王炳南深感钦佩，认为毛主席在重庆的活动，为他们树立了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光辉典范。所以重庆谈判期间，尽管过程艰难，甚至出现僵局，但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指示下，谈判代表灵活贯彻，长期把握着主动权，多次使得谈判峰回路转。在毛泽东的亲身垂范和直接感召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也对革命更加充满信心。

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中，许多红岩人不仅被这位领袖平易近人的风范感染，同时也为他艰苦朴素、忘我工作的作风所折服。红岩村地处重庆郊区，会客、工作很不方便，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张治中把桂园公馆让出来给毛泽东使用，但毛泽东在重庆的４３天，除刚到和临行前３天外，其余４０天都住在红岩村，都是每天上午从红岩村出发，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村。８月３０日晚，毛泽东首次到达红岩村，“虽然已忙碌了一天，又一连上了一百多步石阶，衬衣都湿透了，但见到这些坚持在重庆斗争的同志们时，显得十分愉快，向同志们亲切地微笑着，同大家久久握手，还询问一些同志的姓名和工作情况”。虽然与国民党谈判事宜已经非常繁重，但在红岩村期间，毛泽东还是坚持对南方局的各项工作作出指导，“南方局采取各种方式，把许多负责的地下党员，从川东特委到重庆市委的同志，从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党员到重庆的学校和企业中有着社会影响的党员，有计划地在夜间召到红岩村，由他亲自接见，毛主席细心地听取他们的汇报，弄清他们的工作环境，热情地鼓励他们的战斗意志，并具体地向他们作指示”。据毛泽东身边的同志回忆：“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定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的研究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除了商议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外，毛泽东还与周恩来及其他同志一起，思考着有关国家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指挥着全党和解放区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在红岩村办事处的楼房里，有几个房间的灯光，经常是彻夜通明，在重庆，毛泽东一直这样以身作则，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革命斗志，艰苦奋斗、永不懈怠、一往直前。通过自己的言行，告诉处于国统区的共产党人，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不能忘记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使命担当。

除主持国共谈判事宜外，毛泽东还广泛接触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人士，参与各种活动，传递和平、民主的主张和前途光明的信心，壮大和争取了和平、民主、反内战、反独裁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在渝的四十多天，参加了多次茶会、酒会、宴会、招待会等，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刚到重庆，即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９月４日毛泽东在出席蒋介石为庆祝抗战胜利举行的招待中外人士的茶会期间，会见《新蜀报》记者并指出，“中国除走和平、团结、民主之道路外，决无他道可循”。１０月８日，毛泽东出席张治中举行的盛大送别晚会，再次强调，“中国的今天只能走和平一条道路”，尽管还有很多困难，但坚信“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一大批各党派、各阶层人士，以其独具的人格魅力，获得各界一致好评，不仅形成了一股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同时也使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有了更多的认识，“即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如戴季陶，也对毛先生表示敬重，并对他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毛泽东的这次重庆之行，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向身处复杂环境中的南方局共产党人示范了“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处世态度，展示出共产党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在与毛泽东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也颇有感受。他曾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５０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而这种决心和精神，无疑为红岩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