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和形成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革命斗争导航定向，指导和推动了红岩精神的初步形成。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毛泽东亲赴重庆入驻红岩，进行国共谈判，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红岩精神。而在抗战时期走向成熟的毛泽东思想，既是指导大后方和国统区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也是红岩精神形成发展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源泉。毫无疑问，毛泽东对红岩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红岩精神；南方局；重庆谈判；毛泽东思想

“红岩”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领导机关所在地和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驻地，也是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原型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的名称。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与南方局的革命斗争、与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与重庆解放前夕的狱中斗争密切相关，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和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关于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既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革命斗争，认为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南方局在重庆领导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培育、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在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对立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环境为红岩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红岩精神’是在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头严格自律和率先垂范的影响下形成的”。并对红岩精神的形成过程、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地位价值以及与中国革命精神的关系、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等论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颇具新意的论断。毋庸置疑，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的革命斗争是红岩精神形成的主体力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毛泽东是红岩精神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抗战胜利以后，又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入驻红岩村，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而斗争。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毛泽东与红岩精神的关系却鲜有论及，仅有胡大牛教授从党的建设和群众路线角度分析毛泽东对于红岩精神的倡导、培育和成就方面的指导作用的一篇文章。而对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期对红岩精神的直接培育，则迄今无人论及。有鉴于此，本文拟突破传统的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和周恩来的视域，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从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的革命实践进程出发，对毛泽东在红岩精神形成和发展中的历史贡献做一新的探讨。

三、毛泽东思想是红岩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基石和源泉

思想理论上的坚定成熟，是政治上坚定成熟的前提。南方局的同志面临残酷的政治、工作和生活环境。而要使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统一思想，坚定地为党的事业奋斗，经得起严峻的斗争考验，唯一的方法就是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教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卓越的理论创新和丰硕的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远大政治目标指明了方向，也为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阶段，而红岩精神正是在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这一阶段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可以说，红岩精神正是在汲取毛泽东思想等重要理论成果之后才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的。

首先，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为红岩精神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为红岩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抗战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制定了正确的全面抗战路线，在不断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同时，积极加强党在大后方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统一战线思想，在抗战时期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走向成熟，同时它对于抗战时期南方局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指出，“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对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并经常从理论的高度和思想导航的角度对其工作做出相关指示。而南方局坚决贯彻“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方针，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各方力量，不断开创统一战线新格局。在革命斗争中，南方局始终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为使命，创造性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其次，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也为红岩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宣传媒介在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新华日报》共全文刊登１２篇毛泽东的理论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论联合政府》等经典文献。《新华日报》还较多地刊发了以毛泽东讲话和谈话为内容的新闻报道及论著摘报，如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９日刊发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第四版刊登《论党与群众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认识，传播尾泽东思想的精髓使得南方局和国统区的同志们能更多地接触到中央的先进理论和对待时事的方针政策，为红岩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养料。

第三，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高度重视理论学习，他曾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使我们党更统一，不结班子，结成一个大党。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怕牺牲，能够无限忠心，能够联系群众，能够独立工作，能够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地坚决地向敌人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全党经验，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这些重要著作都在重庆印发成册，在国统区的各级党组织中传阅学习。１９４１年５月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后，周恩来很重视，在南方局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并领导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进行学习。此外，南方局还成立了高级学习小组，红岩支部也专门规定每周星期四为学习日。抗战胜利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随后，《新华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南方局指示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南方局的共产党人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将其运用于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丰富了这些理论的现实涵义，使得逐步形成的红岩精神更具理论深度和价值，也使得红岩精神真正成为红岩人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精神法宝。

此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之下，在国统区尖锐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积极地、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带领南方局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四、结语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实践中培育的最具代表性的革命精神，是在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产生的革命精神，它与同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治路线走向成熟时期的精神风貌。在抗日战争中，红岩精神作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的精神支柱，对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抗战精神”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它是全党同志为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的力量源泉；解放战争时期，它是全党层面形成的精神风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体现，是革命志士争取光明的新中国的信念支撑。红岩精神，不仅是在国统区风雨如磐的斗争环境中，更是南方局根据统一战线的需要，在巩固和发展党组织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广大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锻铸的精神成果。而红岩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的产物，与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关系紧密。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长期以来，毛泽东非常重视对革命精神的培育，注重继承和升华民族精神，使之上升为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革命精神，作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武器，无论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还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无不凝聚着毛泽东的心血。红岩精神虽不是由毛泽东直接提出的，但是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央方针、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对于南方局的工作具有直接影响。具体而言，毛泽东确立了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总方针，经常研究南方局的工作，也直接领导了南方局许多重要事件的决策，通过政治指导促进了红岩精神的初步形成。更重要的是，他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斗争实践，直接推动了红岩精神的进一步发展。红岩精神无疑应该包含毛泽东领导的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所反映的思想境界、理想信念、人格力量和浩然正气。总之，红岩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密不可分，毛泽东既是红岩精神产生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指导者，也是红岩精神形成发展中重要的直接培育者。毛泽东对于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