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广大西南、西北地区成为抗战的大后方。由于东部沿海大量人口迁入内地，加快了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在经济上，大量人口迁入大后方各城市，推动了大后方城市化进程；在文化教育方面，大量高素质人口迁入后方，壮大了大后方学校的师资力量，提高了大后方学校的生源质量，进而推动了大后方教育的现代化；在社会生活习俗方面，沿海内迁人口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了大后方居民的生活方式，加速了大后方社会习俗的现代化。通过现代化的角度，分析抗战时期的人口内迁对西南大后方现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可以看出战时中国西部地区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一、人口内迁与西南城市化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华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都相继成为直接作战的战场。这些地区政府官员、工人、学生、难民等，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往西南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大后方地区，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人口内迁运动。至于有多少人迁入大后方，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人口学家陈达估计抗战期间有1425万人口迁往大后方[1]，陆仰渊认为迁移人口达到5000万[2]，孙艳魁经过研究认为有6000万人口迁往内地，占当时整个中国人口总数的15%以上[3]。这些西迁的人口，大都进入后方城市，城市不能容纳时，再入内地市镇或乡村。原因很简单，城市交通便利，而且住房容量大，日用品供给容易，但在市镇乡村则人地生疏、生活不便[4]。
战时大量内迁民众纷纷涌入大后方各个城市，使得大后方城市人口数量增加，尤其是西南城市人口增加更为明显。抗战前，西南城市人口数量都不大。1936年成都人口为48.1万人，重庆人口1934年为28.1万人，昆明14.4万人[5]。抗战爆发后，由于大量人口迁入，这些城市人口数量迅速增加，重庆人口由1937年的47万增加到1946年的124万，成都人口1945年增加到70.9万[6]，贵阳人口由1936年的11.5万增加到1942年底的19.9万[7]，昆明人口增加到30余万，桂林城市人口由1936年的7万人增至1941年的11.9万人[8]。不仅大后方的中心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而且一些中小城市也因为外地人口的大量涌入而发展迅速。处于湘桂铁路和黔桂铁路的柳州，城市人口由1932年的2.82万人增至1942年的8.15万人[9]。
战时大量的内迁民众也推动了西南城市商业的发展。在内迁的大量人口中，很多人经济实力雄厚。据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万县难民总站调查，1938年11月至1939年9月，经过万县进入四川的难民共计26000人，其中城市小商人占50%，工商学界占15%，农民仅占2%～3%[10]。人口大量内迁，无疑会推动后方城市的商业发展。如战时重庆的商业发展就十分迅速，据统计，加入重庆市商会的同业公会，1939年仅39个，而1940年则增至69个，1941年3月为86个，1942年初为88个，呈逐年稳步增长之势[11]。大量的外来人口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还直接拉动了大后方城市的消费，刺激了后方城市商业的繁荣。如成都，随着抗战的爆发，城市并没有受到破坏，反而较战前更加繁华，正如时人描述“成都城内，街衢宽阔，市廛节比，一到夜晚，在果大街、总府街一带，灯烛辉煌，珠光闪耀，真是一幅诱人的景象……自抗战发动后，这平素幽静和古雅交织的城都市街，平添了六七万人，顿时有许多红男绿女点缀着。入夜后，在热闹的春熙路上，恍如十里洋场，大有上海都市的风光”[12]。成都的繁华可见一斑。昆明“正义路此为全城唯一干线，由金马碧鸡两坊间左折进近日楼而迄马市口，长约五里，昆市精华均夜此，举凡一切百货商店、国货公司，大药房等林立两旁。近日楼前，每初有花市，万紫千红，一片卖花声中，鲜艳悦目。路之中心，古坊矗立，题曰“天开云端”“地靖坤维”。入夜则霓虹闪烁，仕女摩肩擦背。”[13]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成为大后方中心城市，较战前更加繁荣，“重庆主要商业市场，汇集于城区陕西街、武库街、都邮街、小樑子及新街口等街道的两旁……因此热闹情况，较上海南京路有过无不及。五三以前，总算薄薄的柏油路上，由粉香肉腻的士女们交织地熙来攘往，为支撑商业市场的骨干，而尤以脚底下人为多。”[14]
此外，内迁的沿海地区技术工人，还直接推动了西南城市工业的发展。在内迁人口中，包括大量工程技术人员、熟练工人等，他们为后方城市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在整个大后方究竟有多少技术工人内迁，林建曾认为到1940年内迁技术工人有20000人[15]，而据四川省民政厅的统计，仅四川，从1938年至1941年期间，迁川的技术工人总共就有25430人[16]，这些技术工人遍布机械、纺织、化学、电器制造、矿业和钢铁等各个工业部门，迅速弥补了大后方各厂技术力量的不足，改变了产业工人中技术水平的结构。以重庆的机器业为例，到1939年8月为止，85家机器厂的4172多名工人中，熟练工人约占66％，而这些熟练工人，大部分是内迁工厂的工人[17]。这些技术工人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廖宝昀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4、46、101、100、99、102、96、96、46页
[2]陆仰渊：《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636页
[3]孙艳魁：《苦难的人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4]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61页
[5]《中国50000人口以上都市表》,《地理学报》1937年第4卷，第17～21页
[6]沈汝生孙敏贤：《成都都市地理之研究》，《地理学报》1947年第14卷，第23页
[7]谢本书温贤美：《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09页
[8]陈正祥：《广西地理》，中华书局，1946年，第118页
[9]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柳州市志》（第一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7～188页
[10]《过万难民分配各县安置，介绍职业从事生产》，《中央日报》1939年9月27日第2版
[11]傅润华汤约生：《陪都工商年鉴》，文信书局，1945年，第7页
[12]《飞跃中的西南建设》，国民出版社，1939年，第33页
[13]帅雨苍：《昆明漫记》，载《浪迹滇黔桂》，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14]顾梦五：《闲话战时首都》，《旅行杂志》1939年第13卷，第10页
[15]林建曾：《一次异常的工业化空间传动———抗日战争时期厂矿内迁的客观作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第98～99页
[16]《抗战期间迁川工厂概况》，《四川档案史料》1985年第4期，第28页
[17]国民经济研究所：《重庆之机器工业》，《经济动员》1939年第6期，第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