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内迁民众由于大多来自于教育发达的东部地区，他们的整体文化素质高于西南地区当地人口素质。陈达先生调查了昆明市的人口受教育状况后，统计出内迁人口文盲率只占39.6%，而本地居民文盲率则高达65.1%[18]，而且内迁人口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比率也远高于本地人口，如昆明，移民中受过专科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几乎比当地人高达十倍以上[19]。内迁人口的大量涌入，他们或直接投身教育事业，或间接影响后方教育，促进了后方教育事业的发展。战时内迁人口对大后方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内迁的大量教师，大大加强了西南大后方大学和中学的师资力量，提高了师资水平。实际上，抗战前西部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师资力量弱。1934年，云南全省的1000多名中学教师中，不合格者（只有中等以下学校毕业的学历）占35％左右，其中，在省立中学校里占10%～16%，在县立中等学校则高达40%～60%。1938年，全省中等学校教师2000多人中，国内外大学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不及半数；而且大都末受过高等师范教育[20]。战时随着人口内迁，大量知识分子也随之迁入内地。四川作为高校迁入的中心省份，1938年上半年16所迁川高等学校共有学生仅4647人，教职员仅1063人。以后历年均有所增加。1940年，26所迁川高等学校共有学生l0772人，教职员2782人，到1942年，30所迁川高等学校共有学生13510人，教职员2686人[21]。内迁的大学教师中，包括大量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如内迁大后方的著名高校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著名高校，大师云集，他们的到来极大地增强了大后方高等教育的师资力量。尤其是到抗战中后期，为解决生活困难，许多内迁的师生纷纷到当地大中学兼课，壮大了当地学校的师资力量。其中云南大学就是其中的极大的受益者。1938年7月，云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利用有利条件，大量聘用西迁教授执教。最多时专任教授达187人，兼任教授达40多人[22]，其中包括著名学者吴文藻、郑天挺、吕叔湘、费孝通、唐兰、贺麟、陈达、潘光旦、楚图南、严济慈、华罗庚、陶桂芬、冯景兰、朱熙人等[23]，使云南大学一改抗战前教师寡少的状况。战时大后方其他高校如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也利用有利条件聘用西迁教授，壮大师资力量，学校发展也非常迅速。

不仅内迁的大学教师促进了西南大后方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内迁的大量中小学教师也极大地促进了西南大后方中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发展。战时内迁重庆的中学教师被组建成第三教师服务团，其人数最多，计880人，占20个服务团总人数的35％。所辖5个分团，分布在北碚、永川、江津和重庆市区[24]。由于大量外籍教师进入重庆，以致重庆合川、北碚等地有许多无锡、常州人在那儿住着，这些地方的中小学教育，差不多完全由江苏籍的中学教员主持，所以有许多四川儿童，现在说话时，许多话都变成苏音了[25]。社会学家陈达通过调查也发现，战时昆明中学教育发展的原因在于许多中学不愿意聘请本地教师，而外来教师因教育程度高、教学经验丰富、对学生管教认真颇受欢迎，在许多中学中外地教师占据了优势。他们的到来也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26]。

第二，内迁的大量高素质学生，大大充实了西南大后方学校的生源数量，提高了生源质量，促进了大后方教育的发展。战时大量学生内迁，使得大后方有限的学校不能满足学生的入学，于是客观上促进了大后方学校数量的增加。据1940年12月统计，重庆共收容战区学生38270人，以后陆续收容者远不止此数。这批来重庆的学生的数量很大，若要新建学校来收容，以每所500人的规模计，就得新建76．54所学校。即使以编组试验合格的3191人计，以同样规模的学校去收容，也需要新建6．382所学校[27]。由于生源数量增加，重庆的中学的数量增加很快，从1938年到1945年，重庆市的普通中学由16所增加至46所，实增30所，七年中平均每年增加4．2857所[28]。在云南，由于大量学生迁入，为解决学生入学问题，中等教育也迅速发展，公立中学从1938年的44所猛增到1944年的107所，学生也从原来的5458人增加到21043人。公立中学的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入学需要，于是私立中学也发展起来，从1937年的3所增加到1945年的33所[29]。不仅内迁的学生数量多，而且学生素质普遍比较高，也极大地提高了大后方学校的办学质量。实际上，制约大后方教育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生源质量差。如1939年西南联合大学举行了第二次新生入学考试时，本地青年考进去的很少，在742个新生中，只有12人是本省中学毕业的[30]，只占学生总数的1.62%。战时内迁的沿海学生普遍素质更高，他们纷纷就读于大后方的高校或中学，大大提高了大后方的生源质量，有利于大后方学校办学质量的提高。以四川大学为例，四川大学在抗战前是西部地区高校的楚翘，办学质量在西部高校中堪称一流，但与东部沿海著名大学相比还是相形见绌，其中重要原因是生源质量不如沿海高校。四川大学的生源一向以四川为主，兼有部分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的学生，以1934~1935年为例，在校生共793人，川籍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96%强，外省学生中云南、贵州学生又占到近80%[31]，抗战前的四川大学虽然是国立大学，实际上从生源看更像地方大学。抗战爆发后，由于大量沿海学生内迁，为四川大学的招生提供了便利，四川大学的生源范围扩大，外省籍学生人数增加。1943年统计，四川大学当年新进校的1706名学生中，来自于沦陷区的转学和借读生即达675人，占新入校学生总数的39．5％[32]。由于生源质量的改善，四川大学的办学质量在抗战时期迅速提高，成为中国著名大学。

第三，内迁的教育家带来了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方式，也推动了西南大后方教育的发展。抗战时期内迁的沿海人口中不乏知名的教育家，如陶行知、黄炎培、张伯岑等，他们在推行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卓有成效，这与他们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方式分不开的。陶行知作为中国著名教育家，抗战爆发后也迁入大后方，积极兴办教育事业。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的目的一是实施难童教育，二是实施儿童的早期智力开发。在谈到育才学校应培养什么样的人时，陶行知很明确地提出“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到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他们是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陶行知还多次指出：“育才学校不是培养人上人，而是培养人中人。”[33]陶行知的办学思想，在大后方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大后方基础教育的发展。黄炎培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抗战爆发后，为在大后方推广职业教育，他不断奔走呼号，提出“唯有加紧发展职业教育，利用双手万能，才能完成建国的使命”[34]，强调职业教育“在知行训练之外，当注重于精神修养，国难严重，国民神意的锻炼，尤须重视”[35]。黄炎培不仅在大后方大力宣传职业教育思想，而且还积极兴办职业教育，他积累的办学经验和办学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的职业教育事业。

参考文献：

[18][19][26][30]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廖宝昀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4、46、101、100、99、102、96、96、46页

[20]林毓杉：《西南联大对云南教育事业的贡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88～89页

[21]四川省志教育志编辑组：《抗战中48所迁川高等学校迁川概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78页

[22][29]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教育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4、267页

[23]孙代兴 关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24][27][28]李定开：《抗战时期重庆的教育》，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89、88～89、69页

[25]邹秉文 王志萃：《到西南去》，民众书店，1939年，第77页

[31]王东杰：《民国高等教育中的国家：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187页

[32]陈光复 张明：《抗战激流中前进的四川大学》，载《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文史书店，1994年，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