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口内迁与西南大后方社会现代化
抗战时期的人口内迁，还促进了西南地区当地民众地方观念的更新。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量知识分子、学生、政府官员、技术工人迁入西南大后方，他们不仅带来了技术、资金，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先进的观念。社会学家陈达调查云南昆明附近地区后说：“今日的云南人，不像抗战以前那样闭关自守。他们吸取徙民的长处以改变动荡中的社会生活，放弃其传统的农村社会传统，跟我国别的地方一样。由于交通的往还，接触的结果，使徙民与本地人之间彼此协调谅解，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环境。”[36]大量沿海人口的内迁不仅淡化了西南地区当地人的地域观念，开阔了彼此的视野，而且促进了内地人们风俗的变化。正如社会学家孙本文所说：“抗战期间，生活上一切因陋就简，可以省却许多平时的繁文缛节，我国社会上不少风俗礼仪或可因此而得合理化与简单化的机会。”[37]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民众生活习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衣食住行方面。
抗战爆发前，西南各地因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对于京沪流行的新装很少接触,其服饰主要是清代服饰。四川各地战前还沿袭以白布缠头的打扮,抗战爆发后，这种习惯打扮还普遍存在，“川人无论男女，喜头缠白布……中下阶级男子，十九赤脚草履。在寒冬时，上衣长袍，下赤双足，招摇过市，无以为怪者。”[38]抗战时期，外来移民（尤其是“下江人”）带来了新的服饰装扮，既新潮又时尚，因此，大后方民众在服饰打扮上纷纷仿效。在重庆，“从下面逃来的摩登太太和摩登小姐一多，无形中就把这都会的‘水准’普遍化了起来。加之春天到了，风和日暖，时装宜人，马路上艳丽的点缀颇不少。”[39]在昆明，战前的男子习惯戴瓜皮小帽，在室内也戴。抗战爆发后，毡帽逐渐流行起来[40]。此外,各种时髦妆扮也不时在大后方各城市的街头涌现。在贵阳，“摩登的女郎。还是为绸缎店增加生意，涂脂抹粉，衣饰入时，挟着洋装的男友，或是握着手杖的绅士，懒洋洋地走在街边，左顾右盼，离开商店，走进电影院。”[41]
由于大量内迁人口的涌入，西南地区民众的饮食习俗也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战时的重庆，由于各地难民们纷纷涌入，“四川的餐馆不能满足要求，于是，标明自己特色的各类饭馆跟随着难民们从沿海地区来到这里。在草草搭成的肮脏的棚子里，你可以买到福建海味、广东糕点、湖南辣子鸡、北京烤鸭。到战争的中期，奢侈品逐渐增多了。只要有钱，就可以在重庆吃到只有北京皇宫里才有的名贵食品。”[42]在贵阳，“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这西南山城里，苏浙沪气味之浓厚……你可以看到有不少饭店以‘苏州’或‘上海’标明它的特性，有一家，‘综合性’的莱馆门前广告脾上还大书特书‘扬州美肴’，一家点心店是清一色的‘上海跑堂’，专卖‘挂粉汤团’，‘绉纱混沌’，以及‘重糖猪油年糕’。而在重庆屡见之‘乐露春’，则在贵阳也赫然存在。”[43]不仅大后方的民众可以有机会尝东部地区的美味佳肴，而且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开始变化。在昆明，当地居民原来是一日两餐，战时由于与移民相处，便逐渐改用每日三餐，更合乎卫生习惯[44]。
与服饰、饮食相比，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民众在住房和交通上的变化相对要小一些。抗战以前，西南的房屋仍旧多为土木结构的土木瓦房，西北地区民众居住窑洞，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一带的山区更盛行吊脚楼。抗战时期随着人口的西迁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在贵阳，“城内最繁华的街道是十字衔及中华路一带。大街上的房屋，许多是骑楼，如香港及汕头各地所见的，下雨时，不带雨伞，行走很便利。在一般的市房中，也夹杂着五六层的大楼，路上的行人是很拥挤的，尤其是夜晚，街上电灯通明的时候，游人更是热闹。”[45]昆明在战前的主要交通道路为泥路及石灰路，抗战后市容大有改观，不仅道路渐渐改成了洋灰沙路，而且现代式的大厦建筑，无论银行或电影院，都是装修入时[46]。战时陪都重庆城市不断修建新式建筑，城市景观开始发生改变，“她正和香港一样，纤回的马路和高矗的洋房，都是建筑在山顶上的，只是富丽堂皇不及香港罢了……重庆真是一个大上海的缩影。除了没有洋鬼子的租界外，这里几乎应有尽有。不曾到过的人总以为她是内地落伍的不堪想象的一个城市，但实情一经他眼帘之后，他就要疑心他是置身于繁华的上海了！”[47]在交通方面，抗战以前，西南大地区城市的交通设施相对落后，主要交通工具有四川的滑竿、人力车、板车、马车等。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交通不便，这给旅居重庆的著名作家张恨水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慨道：“居渝八年，最苦为行路一事。”[48]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大后方落后的交通面貌有所改变。在公路运输方面，贵阳在1936年仅有注册商用汽车99辆参与客货运输，抗战爆发后，战事运输繁忙，商用车数骤增至千余辆，至1943年底，贵阳一地登记商车达1195辆，1940年至1945年间，贵州实有商车总数约1500辆[49]。在四川，抗战开始后，1940年，四川公路局开办成都至广元、成都至乐山长途客运班车。1941年，开办川康及川滇东路两干线长途客运业务。1943年至1945年上半年，仅四川公路局各种车辆最多达318辆[50]。不仅公路运输迅速发展，内河航运和航空运输也发展迅速。在内河航运方面，仅四川一省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轮船航线就发展到28条，投入运输的客货班轮90艘左右[51]。在航空运输方面，到1945年止，西南已有航线长20130公里，修建军民用机场18个，中航、央航（欧亚）两航空公司共有各类运输机77架，每月运载能力在万吨以上[52]。交通运输工具和运输线路的增多，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方便，人们以步代行传统出行的生活方式逐渐开始变为以车代步。
四、结语
抗战时期是西南地区现代史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时期，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都比战前有很大发展，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内迁的推动作用。沿海大量人口的内迁，为西部地区经济、教育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因此，人口内迁是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现代化加速的主要动力因素。不过，由于抗战时期人口内迁是由战争引起的，因此战争一结束，大量内迁人口纷纷迁回原地，使得西南地区现代化的动力因素被大大削弱，现代化速度明显放缓，这对西南地区的经济、教育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云南昆明，抗战结束后，西南联合大学迁回原地，一时繁荣的昆明高等教育呈现衰败景象。这说明在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外力推动的现代化具有短暂性。西部地区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外力固然重要，但真正最重要的还是靠西部地区自身内在集聚的动力因素，它的作用也最持久。战时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从侧面进一步印证了西部作为中国欠发达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其现代化启动的时间比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晚，动力因素来自于外部，战时西部地区的现代化类型属于中国的“后发外生型”[53]现代化。
参考文献：
[36][40][44][46]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廖宝昀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4、46、101、100、99、102、96、96、46页
[37]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61页
[38]张恨水：《重庆旅感录》，《旅行杂志》1939年第13卷第1号，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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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美）西奥多·怀特安娜·雅各布：《风暴遍中国》，王健康 康元非译，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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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交通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4页
[50]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交通志》（上册），四川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29页
[51]王绍荃：《四川内河航运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2页
[52]周天豹 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26～227页
[53]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