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川省区域市镇经济如自贡盐业、内江糖业、南充丝业、万县油业、夹江纸业、荣隆布业等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出现了如盐煤共荣、咸甜相融、酒糖共生、油糖互通等的不同市镇经济体间协作及联动的经济现象，呈现出一个“内生”、“拉动”、“传动”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市镇经济发展图景。

近代以来，四川盆地农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一直在 加深，农作物中的经济作物呈扩大种植趋势，如棉花、蚕桑、烟草、桐油、蓝靛、甘蔗、茶、麻、罂粟等经济作物均出现专业栽培及集约生产。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商品农业经营的专作区，如潼川、顺庆、保宁等府的蚕桑专业经营区，成都平原的烟草专作区，川东的桐油及鸦片专作区，嘉陵江流域及沱江流域的麻业专作区，以及沱江流域的甘蔗专业种植区。在政府政策调整、社会经济发展及区域外市场拉动等因素的影响下，特种经济专作区进一步整合，沱江流域的糖业经济、富荣犍乐地区的盐业经济、嘉陵江流域的蚕丝经济及川东地区的桐油经济等区域经济的地位日益凸显。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在推动手工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颇具特色的区域城市经济的形成，如甜城内江、盐都自贡、蚕丝产销中心南充、桐油集散中心万县。

就其发展动力而言，学界有两种较为重要的观点：第一，区域外市场“拉动作用”，即近代以来，尤其是1891年重庆开埠以来，土货出口总值呈快速增长趋势，区域外市场“拉动”川省社会经济发展；第二，战时内迁资源的“传动作用”，即强调战时川省经济现代化起步，得益于内迁的人、财、物等资源的传动作用。不过，在此之外，川省内部区域市镇经济体之间存有较强的互补性及联动性，例如，井盐业自贡、蔗糖业内江、蚕丝业南充、桐油业万县、造纸业夹江、夏布业隆昌等手工行业经济城市，在形成区域分工的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经 济 体之 间的 协 作及 联动 景 象，颇值得 关注。本 文采用外向性视野，以井盐业、蔗糖业、酒精业、桐油业之间的关联为例，聚焦城市与所处区域、关联区域以及城市之间的联系及制约，并从多重合力交织作用角度描绘区域市镇经济发展图景。

盐煤共荣：战时自贡盐业与威远煤业的协作

富荣盐场产盐历史悠久，自清末以来，井盐生产得到长足发展，产量长期保持在全国产量五分之一左右。民国初年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描写富荣盐场概况：“商店和井灶错处，连乡带市延袤四十里有奇”，“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此在我国罕见而在内地不啻凤毛麟角”。1938-1940年间，海盐运输受阻而无法济运湘楚，后方人口激增致盐斤需求量

猛增。为此，政府命令富荣盐场增产加运（要求该场年增产300万担，达到每年产盐500多万担），一方面对所有汲卤制盐所需之器材、燃料实施统制；另一方面对于产卤之井，无论淡卤井，抑或废井，均

令其起复，以期收到增产之效果。在此政策影响下，自贡盐场盐斤产量迅速增加，1938年达450万担，1939-1941年间均保持在500万担以上，成为四川盐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战时自贡盐业发展黄金时代的形成得益于威远煤业的鼎力支援，威煤是自贡盐业的热力。威远县为四川沱江流域一县份，东与内江为邻，东南与富顺及自贡相连，西南、西北分别与荣县、仁寿交界，北则与资中接壤。全县面积780平方公里，煤炭蕴藏丰富，据战时估计约为80008000吨，是该流域产煤最丰之县份（见表１）。

从上表来看，沱江流域各煤矿分布于威远、荣县、富顺、泸县、隆昌等地，其中威远产量最多，战时月产为３万吨，比荣县、富顺、泸县三县煤月产之和还多一倍以上。从该区域煤炭利用情况来看，主要用于盐场制盐，尤其是用来满足自贡盐场制盐燃料需求，同时，部分煤炭也用于半机械化糖厂制糖。

在盐场火井（天然气）未发现之前，威煤专销盐场，富荣盐场灶户煮盐，以威远煤炭为唯一燃料，称为炭灶。自火井发现之后，因其相比煤炭煮盐成本低廉，故多改用天然气，称为火灶，威远煤业受到一定影响。在战时增产加运政策下，以煤炭为燃料并能迅速增产的炭花灶借机重新复兴，“昔节产时期，以火花盐为主，炭花盐为辅，取其成本低廉；增产而后，则以炭花盐为主，火花盐为辅，取其产量之多而速也”。川康盐务管理局为保证炭花灶的燃料供应起见，于1939年3月设立“盐业燃料统制委员会”，办理富荣盐场燃料、材料供应事宜。该会成立之初仅对煤价加以控制，购运事宜则完全听任灶商与曹商自行接洽。不久，因煤斤供不应求，短差过巨，盐卤推汲虽多，其所增产之盐则仍不见增多，财政部为增加煤炭来源起见，指定威远煤炭除原销资中者外，其余专销富荣盐场，并由官商出资在威远设立“统购委员会”办理统购统运统销事宜。不过，因盐场煤炭需求量过巨，时间又过于紧迫，威煤增产增运仍无法满足其需求，于是川康盐务局一方面实施“预煤交易”办法，另一方面广辟煤源，在重庆、五通桥、沱江一带订购大批煤炭运井济煎。到1940年2月，自贡盐场仍感煤炭不敷应用，为鼓励威煤生产起见，准许自产自运自用。

自贡盐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威远煤业繁荣昌盛。在1939年3月至1942年9月威煤统购期间，威远全县大小煤曹达400余家，并出现了改良旧式采煤方法的特种公司性质的煤矿公司———威远煤矿公司，该公司设矿长、矿务、机电、土木、会计、材料、文书、事务、营业、运输、诊所及警务各部门，提供煤炭产量。就其产量而言，威远煤业平均每月产煤达９万余包，为煤业的黄金时代。

从上表来看，自贡盐产与威远煤产浮动趋向相同，在1937-1941年间同步增加；1942年盐产下降，煤产也随之下降。不过，相比较而言，威远煤产增幅颇巨，1937年仅为163855担，而到1941年已增产至907782担，短短5年间增加了5.5倍。

不过，1940年7月宜沙失守后，长 江 交通 受 阻，所有济运湘楚之盐均无法下运。同时，物价高涨，制盐成本高涨，“结果销商无力接购，运商无力运输，场商即无法售出”，自贡盐场呈产浮于销状况。是年冬，“官商在场在途在岸积压之盐，竟 达300万 担 之 多，积 压 成 本 亦 达4亿 元 之 谱”。盐斤销路阻滞，生产减少，威煤销量也大为减少，威煤与盐斤同时出现产浮于销情况。

自1941年起，川康盐务管理局对盐斤产浮于销情况进行了积极干预。其一，淡卤炭花改煎盐巴。在增产之初，政府要求一切淡卤炭花灶重新开煎，产浮于销以后，从节省成本考虑，盐务局首先要求产量不高、成本较大的淡 卤 炭 花灶 改 煎 巴 盐；其 二，取 消 预 煤 制 度，统 制 而 不 统 购。对 于 威煤，第一步实行购运平衡，第二步取消预煤交易，第三步官煤逐渐减购，商煤逐渐增加，预计在６个月后，实施统制而不统购。

自1941年8月以后，川盐局燃料统制会在威远停止统购以后，各曹商因煤浮于销，资本搁押周转不灵，情形极度困难，曾组织车灶联合办事处及煤曹联合事务处等团体，分向川盐局及四联总处请求抵押放款，用资救济。1942年1月 以 后，统 购委 员会 对 威煤 实施 限制 购入 政策，每月只购入6万包；4月又规定按月递减购额办法，计4月份订购5万包，以后每月递减1万包，到9月份完全停购。之后，统购委员会除管理煤价与煤运外，不再做“预煤交易”。统购办法取消之后，煤斤销量骤减，煤价随之狂跌，资本脆 弱之 曹 商，多 家倒 闭。据调 查，1942年 夏，仅有煤曹132家，其中经常开采者仅36家。

总之，战时自贡盐业与威远煤业共荣辱。1938-1941年间，在政府增产加运政策下，自贡盐场迎来第二个黄金发展时期。盐业的繁荣，尤其是在炭花灶大量起煎的情况下，带动了威远煤业的发展，此一阶段煤业也迎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1941年后，盐场盐斤产浮于销，生产销售各个方面均受到严重影响，随着资金的搁置，不得不向外大量借贷而维持经营活动。受其影响，威远煤业一蹶不振。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