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20世纪50年代交大西迁的部分师生行走在西安交大校园内（2015年11月19日摄）

从兴庆宫公园俯瞰西安交大校园（2015年4月13日摄）

　　从黄浦江畔到渭水之滨，61年前，胸怀爱国之志的一群人，坚决响应党和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自此扎根黄土地，开启了一个建设西部科技高地和一流大学的风云甲子。

　　“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通大学史维祥等15位老教授的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为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点赞。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在西安交大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回首激昂着爱国深情与奋斗热血的历史画卷，大家表示，要牢记并传承“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继续为新时代做出新贡献。

　　一路向西

　　“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上行囊去哪里！”

　　新年伊始，西安交大西迁纪念馆。一张半个多世纪前的影印乘车证，吸引了多位参观者的目光。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证件上的字迹依然清晰。

　　1956年，正值青春年华的胡奈赛正是手持这样一张乘车证，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大西北的列车。“当时我很高兴，虽说是去陌生的西北，但国家培养了我们，让去哪里就应该去哪里！”

　　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内外形势和新中国高等教育、工业建设布局等方面考虑，作出了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决定。从繁华的沿海都市前往落后的西北内陆，充分了解西迁的意义后，交大师生义无反顾背起行囊，一路向西。

　　上世纪50年代的西安，发展水平与繁华的上海判若云泥：学校处在田野之中，马路不平、电灯不亮，晴天扬灰路，雨天水和泥，夏无大树遮阳，冬无暖气御寒。由于车身蒙尘太厚，第一次到西安的学生走出火车站，甚至认不出近在咫尺的公交车。

　　“西安气候干燥，刚来时我鼻子出血半年多，吃馒头就像吃药一样不习惯。”1957年从浙江绍兴考入西安交大的陶文铨院士说，由于当时多数师生是南方人，对北方的饮食、气候等很不适应。

　　但数以千计的交大人没有退缩。至1956年9月，包括815名教职工、3900余名学生在内的6000多名交大人汇聚古都西安，经紧锣密鼓建设而成的新校园也从一片麦田中拔地而起。

　　当时最年轻的教授，能源动力科学家陈学俊将上海的房产交公，举家西迁，因为“既然去西安扎根，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

　　“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上行囊去哪里！”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15位老教授之一、如今84岁高龄的西安交大材料学院退休教师胡奈赛忆起当年，仍是激情满怀。

　　薪火相传

　　让爱国奉献的西迁精神历久弥新

　　“为了祖国，为了党，决不吝惜自己的一切力量。我们誓用勤劳而智慧的双手，从祖国的边疆到边疆，自滚滚的黄河到宽阔的长江，掀起一个震撼世界的建设海洋！”

　　不少老交大人都熟知，1956年西迁伊始，一位名叫赵智成的学生写下的这首诗篇。

　　61年斗转星移。始终秉承爱党、爱国、爱人民的高尚情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是一代代交大人不变的底色。西迁精神在薪火相传中历久弥新。

　　管晓宏，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2017年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公派留学归国的他面对母校清华大学及多所东部高校伸出的橄榄枝，毅然选择回到当时生活和科研条件仍较为落后的原单位西安交大，从事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

　　“我所在的系统工程研究所，领导和老教师大部分都是西迁来的。胡保生、万百五等老教授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对我影响很深。”管晓宏说，西迁精神首要是胸怀大局，自己选择回来也是受老先生们的感染。

　　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陶文铨院士在西安扎根60余载，桃李满天下。令他深感骄傲的是，自己培养的100多名硕士、博士生如今大多数在国内工作，为国家建设建功立业。

　　西安交大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何茂刚说，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下海潮和出国潮的冲击下，学院一度只剩下十余名教师。陶文铨先生践行西迁精神，带领大家一步一个脚印走出谷底。如今，学院41名教师中有3名院士，“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实力居全国前列。

　　“这两年，学院先后有十余名教师和博士生赴云南施甸、陕西平利等地挂职扶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永远是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何茂刚说。

　　不忘初心

　　用西迁精神照亮新时代前行之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交大西迁时，从南方引入、遍植于校园的各类苗木，如今大多已叶茂参天，见证着学校的发展历程。

　　西迁61年来，西安交大累计为国育才25万多人，培养出的33名院士中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2017年9月，西安交大入选国家一流大学A类建设名单，8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安交大深度融入国家建设发展。2015年面向海内外高校发起成立“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拓展科教人文交流的“朋友圈”。正在建设中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将在未来打造全新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体系。

　　如今的西安交大，不仅是重要的人才库、智力库，更是西部地区位居前列的科教高地。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党的十九大召开，让西安交大的师生们倍感振奋。史维祥等15位交大西迁老教授难掩激动，决心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一封信，汇报他们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会和学校西迁以来的发展成绩，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

　　传承好西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新时代做出新的贡献，是西安交大人共同的决心。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不仅是对交大西迁精神的肯定，也体现出对全国知识分子的关心关怀，总书记惦记着为党和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陶文铨说，作为知识分子，应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胸怀大局，以爱国、奋斗为使命，为祖国奉献一生。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为学校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说，西安交大将永远把党和国家的发展作为奋斗指南，在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做出交大特有的贡献。

　　“西迁的历史与精神是老一辈交大人的，更是新一代交大人的。”西安交大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硕士生陈冰清说，新时代赋予西迁精神新的内涵，每个交大人都应勇做西迁精神的新传人，让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根植心中，融于血液，指引前行。

　　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张迈曾说，学校将弘扬光荣传统、秉持民族复兴担当，紧跟时代步伐、当好新传人，明确办学定位、实践新要求，加快建设“双一流”、实现新目标，全力推进改革发展事业，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期望。

　　“我是1952年进入交通大学学习，1956年毕业。回想起当时迁校时，学校进行了大量宣传，并派老师代表团到西部考察，考察的教师代表回来描述了考察的情况，我们听了都很受鼓舞。”

　　回忆西迁往事，在西安交大工作了一辈子，现如今已83岁高龄的陈听宽教授说，他是1955年入的党，是年轻党员，也是学生。在他印象中，当时从老教授到青年教师、在校学生，都以饱满的热情支持西迁，很多人和他一样，从二十出头来到西安，一呆就是几十年，西安俨然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原计划不随着西迁的动力系后来举系西迁的情景，更是让他记忆深刻。

　　从计划不迁到举系西迁

　　动力系以行动支援西部建设

　　“因为当时，上海和西安两地协商以后，动力系的专业如果迁到西安来可能建设条件比较差一些，上海当时的建设条件比较好。”陈听宽回忆，第一批1955年新生到西安来时，动力系的学生是留在上海的，没有迁到西安来。第二年，当时的动力系教务长陈大夑坚决支持西迁，动力系有好几位老教授也很支持这一行动。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1955年6月11日，陈大燮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迁校西安是政府的决定、祖国的号召，对国家工业建设意义重大，我们要坚决响应号召。当然，迁校西安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以信心和勇气克服困难。”

　　当时学校派人到西安考察以后，认为西安条件很好，应该支持西迁。“大家对西安的各方面条件探讨后认为，西安是个很有发展前景的城市，我们当时听了很受感动，加上当时在上海交大的年轻教师大部分都愿意到东北、西北，到祖国边疆去贡献力量。”陈听宽说，动力系的教师在发言中都坚决支持迁校，支持到西部地区来发展。很多老教授是这样，作为新生代，年轻教师是迁校的生力军，我们更坚决支持迁校到西安来。“动力系从原定的不迁，到最后举系全部迁到西安，这是令人感动的事，我至今记忆尤新。”

　　动力系西迁后

　　发展成交大“王牌学院”

　　“动力系迁到西安来的这60多年，发展一直很好。”陈听宽说，西安的教学科研力量比上海要增强不少。到西安来以后，动力系就加快建设实验室，几乎每个实验室都顶得上当时在上海全系的实验室条件。

　　“到了西安以后，虽然当时在生活条件上感觉不如上海，但是在学校里面我们感觉还是很好的，发展的潜力很好。”陈听宽回忆，在当时条件下，大家工作很努力，尽管中间遭遇了一些困难。1970年代中期以后，动力系开始“起飞”。

　　“这40多年西安交大能动学院的发展可以说是飞跃，每个专业都有了很大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陈听宽说，迁到西安来以后，动力系发展成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多个学科实力居于全国前列。

　　记者了解到，陈听宽教授在西安交大工作了一辈子，长期从事热能工程、节能技术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他工作过的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如今已成为西安交大的“王牌学院”，多个学科名列全国第一。

　　“这些年，西安发展很快，我们也感到欢欣鼓舞。西安的城市面貌变化也很大，学校也跟着发展很快。”陈听宽说，几十年倏忽而过，他见证了西安交大的发展，也亲历和感受着西安这座历史名城的发展，觉得非常欣慰，“希望交大越来越好，西安越来越好。”

　　记者任娜 实习生薛珂

　　1958年9月，当时年仅23岁的工程物理系教师朱继洲和同事们一起，作为交通大学最后一批西迁人员来到西安。“像机械系、动力系、电机系等原来在交通大学较强的系，百分之七八十的老先生跟年轻教师都过来了，带来了很好的教学传统，到了西安以后，没有因为迁校耽误一节课，也没有因为迁校耽误一节实验课。”回忆西迁，朱继洲说。

　　带来优良教学传统

　　1955年，出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党中央作出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决定。一呼而百者应。交大师生员工与家属响应党的号召，从繁华的上海奔赴西部，将自己的人生与事业投身于这片土地。“我们当时就是二十二三岁的时候，跟着我们的老先生一起西迁。难能可贵的是，这支队伍到西安来以后，把老交大的一些传统带过来了。”朱继洲说，老交大本来非常有名的就是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教学传统。迁来的时候，虽然是分设两地，但这些优良教学传统基本上也都带过来了。

　　“西迁为什么会成功？我认为首先就是西迁的思想基础好。比如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都是在党的培养下，享受着助学金培养出来的，所以大家都是一心想要把西安交通大学建设好，这个思想、这个主观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朱继洲说，不能因为搬迁影响教学质量，因此西迁之后，教学上大家都非常认真、非常努力，尽量克服遇到的困难，把工作搞好，而且这个工作得到了当时教育部的公认。在1995年国家第一次优秀本科学校的评估中，教育部派了一个十人专家组到西安交通大学来验收、评估，西安交通大学在当年年底就获得了通过。

　　克服困难搞好教学

　　当时西北比较落后，国家需要大批人才建设西北。“国家培养了我们，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服从国家需要，来参加大西北建设，做大西北建设的排头兵。”朱继洲回忆，当时机械系有7个教研室，自愿报名的已经有100多人，占到机械系青年教师的86%。很多青年教师放弃了上海优越的条件，有的把房子捐给了国家，有的把家里安顿好，有的携家带口一起到西安，迁校得以顺利实现。

　　“迁过来以后，生活上的困难确实不少。”朱继洲说，当时在这边的生活比上海要相差很远。“记得当时大米一个月每人是一斤，还有部分粗粮，每人定量。我家当时有三个小孩，一家五口人一个月只有5斤米，每人一个月只有4两肉、半斤油。那个年代确实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多问题，但大家都想各种办法克服困难，尽力把教学搞好”。

　　陪伴西安交大走过几十年，眼看着学校越来越好。“因为有这么一支西迁队伍，老先生带着我们这些年轻人过来了，在这里扎根西北，艰苦创业。经过了60多年，为西北带来这么好一个学校，我们感到很欣慰。”朱继洲说，西迁精神是值得传承、弘扬的，“我们那一代人非常幸福，完全是国家培养起来的。既然祖国培养了我们，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服从命令、义无反顾。以前是，现在是，今后也是……”

　　记者任娜 实习生薛珂

陈瀚 图片由西安交大提供

　　聆听西迁故事，共话“西迁精神”。日前，记者专访了西安交通大学陈瀚教授，他讲述了当时西迁的故事和自己教书的历程，在老人心目中，国家命运和自己息息相关，国家哪里最需要他就去哪里，因为他始终对党和国家心怀感恩。陈瀚教授1992年退休，但直到2011年他还坚守在教学岗位上。

　　充满感恩的求学经历

　　学校允许他打欠条读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陈瀚教授的家乡在江苏南通，是一座文化古城。由于小时家中贫困，他险些辍学。但是凭着对大学的向往和对梦想的坚持，他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交通大学。因家中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学校允许他打欠条继续就读，工作以后再还。

　　“从那时起，感恩之心就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我的心底，是党和交大给予我帮助，让我完成了本科学业，后来还实现了成为一名教师的梦想，走上了能用自己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回馈社会的人生之路。”陈瀚教授回忆，1953年由于国家特殊需求，陈瀚教授这一批学生提前毕业。在填写毕业分配志愿时，陈老毫不犹豫地填写了前往抗美援朝前线的意愿。

　　“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到抗美援朝前线，学校此时亦需要教师，最后我留校任教，负责‘理论力学’与‘材料力学’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讲到这里陈瀚教授一度哽咽。在老人心目中，国家命运和自己息息相关，国家哪里最需要他就去哪里。

　　学校生活安排细致入微

　　让他感觉很温暖

　　据陈瀚教授回忆，1955年4月交大举办了建校60周年庆祝大会。之所以要提前一年举办庆典活动，源于学校方面在向社会各界郑重宣布：明年（即1956年）学校将集中全部精力西迁，同时也向世人表明交大西迁的决心和态度。1955年交通大学由上海迁至西安，陈瀚也随学校第一批师生迁至西安，开始了在西安交通大学长达50多年的教师生涯。

　　“1956年8月23日我和妻子张荷龄从上海乘车来到西安，到达交大一村后我很顺利地就找到总务部门，领取了预先分配给我的宿舍钥匙。我打开门一看，一股暖流涌进了全身，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托运的行李整齐地摆放在墙边，必备的家具一应俱全。”陈瀚回忆，宿舍里安排有序，厨房还放了半筐煤球和引火的木柴，他刚坐下就来了一位后勤人员，这名后勤人员提着热水瓶和两只茶杯，并告诉他到旁边一幢宿舍楼可以洗澡。洗去一身风尘和劳顿后，他去总务部门付洗澡费时，师傅笑着说：“按照原来上海校园浴室淋浴收费标准收费，即每人每次5分钱。以后想洗澡只要过来招呼一下就行了。”陈瀚教授说，这些虽说都是些细节小事，但让人感到很温暖。

　　初到西安时，学校的基础设施还不完善，道路都是土路，路旁挖有埋管道的深坑，遇到雨天更是泥泞难走。他有一次不小心摔倒，溅了满身的泥浆。但为了赶去给学生上课，他只简单地擦了下脸就跑去教室。学生们疑惑地看着一身泥浆的老师，听了他讲述原因后都被逗乐了。“西迁后的生活虽然清苦，但老师和学生团结一致，共同建设学校，学习和生活非常快乐。”陈瀚教授说。

　　记者了解到，1992年陈瀚教授退休，但到2011年他还坚守在教学岗位上。学生问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持着他时，老人讲了很多关于他和学校之间的故事，老人眼中饱含泪花激动地说：“是一颗满怀感恩的心和作为教师的神圣使命感在支撑着我。”凭着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对交大的深厚感情，对学生的爱护之情，陈老坚守岗位直至81岁高龄。 记者 任娜

宋余久 西安交大供图

　　交通大学西迁，像一棵大树在西安落地生根、发芽、成长并反哺这块土地。而随着交大西迁的老教授们就是这棵大树不可分割的枝叶，他们带来了老交大的风格和治学精神。西安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宋余久，便是当年西迁老教授之一。他虽已85岁高龄，仍耳聪目明、步伐稳健，讲起话来思绪飞扬、侃侃而谈，被学生视为“80后”的偶像。

　　认真负责既是对自己工作的尊重

　　也是对学校及国家财产的珍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宋余久教授于1955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毕业后，受高教部的派遣来到交通大学任教，到上海第二年，交通大学师生开始西迁。为此，很多教师放弃上海优越的条件，拖家带口来到西安。宋余久教授回忆，“当时我是支持西迁的，我们教研组20多个教师，大部分都同意西迁。”说完这句话，他跟着补充道：“作为国家的第一批研究生，我很感激国家的栽培，学成之后理应报效国家，不负国家培养。”

　　西迁过程中，宋余久教授承担了金相实验室第一批仪器设备的搬迁任务。第一批搬迁的设备主要包括金相显微镜和热处理炉等，其中显微镜是精密仪器，大都是从德国、前苏联进口的。为做好这项工作，他细心地对仪器设备进行了打包装箱，确保其安全无损地运送到西安。显微硬度计极易受震动而变得不精确，在整个搬迁过程中宋余久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身边严加保护。“认真负责既是对自己工作的尊重，也是对学校及国家财产的珍视。”宋余久教授说。

　　一心一意做好工作

　　一切困难就都不是问题

　　西迁之后，当时条件比较困难，但是大家到学校来了还是首先想着怎么把实验室建好，把课上好。宋余久回忆，当时大家一心一意地只想把工作做好，就觉得其他一些困难就不在话下了，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把工作做好，把学生培养出来，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

　　“今天西安交大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规模、这样一个条件，是当时想象不到的。”宋余久教授说。刚来到西安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是这未能打击广大师生的意志。“我们那时候，除了上课之外，都要参加劳动。现在兴庆湖就是当年我们参与建设的。”宋余久教授表示。

　　记者了解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西安交大的教学、科研等一切工作步入正轨，科研氛围变得浓厚，宋余久老师也积极投身于科研事业中，先后承担“低淬透性钢研究”等七个国家级及省市级科研项目，按时按质完成任务，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和经济效益。这其中付出了很多艰辛和努力，但宋余久教授说，“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勤于进取，不断贡献，才能不负于国家的培养，也给自己一个对专业极致热爱的答卷。”

　　“他们将青春奉献给西部建设事业，才成就了西安交大的今日辉煌，如今我们身为交大学子应该感到幸福，更多的是感恩像宋老师一样辛苦付出的交大老师，正因为他们的无私奉献，才让我们享受到今日优越的学习和科研环境。”一位学生说。

　　“这种大爱、无私的精神以及大局观、民族观，正是我们视宋老师为‘偶像’的原因。他教会我们要做一个热爱祖国，报效祖国，为祖国无私奉献的人。这正是老一辈交大人给予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天我们交大人应该传承和发扬的‘西迁精神’。”采访中，宋余久教授的学生们表示。 记者 任娜

李怀祖教授 西安交大供图

　　“热血青春无悔，响应党的号召，响应时代的召唤”。1956年，4400多名交通大学的师生放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行列车前往西安，拉开了建校、兴校和奉献报国、为西部奉献的壮丽篇章。今年已84岁，迁校时为机械制造专业生产组织教研室的西安交大老教授李怀祖就是其中一位。作为交大西迁故事中的参与者之一，他见证了西安交大的成长和发展，他说“西迁精神”的重新提及将对西安交大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产生巨大的影响。

　　西迁中的“交大速度”

　　头年决定西迁第二年秋开学

　　“1955年决定西迁，1956年秋天交大就已经上课了，这个速度非常高。当年到西安来，年轻教师都积极响应，没有因为迁校而推迟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计划和实验项目。”回忆西迁当时的情景，李怀祖教授说，最难得的是一些中年教师，他们中很多人是海外留学归来的博士，在上海已经成家立业了，但是几乎全部过来了。李怀祖回忆说，他当时所在的机械系老师，除了个别年老体弱的以外全都过来了。这批教师的西迁，对西安交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光是自己人过来，还带来了一批设备，更重要的是把交大的传统和精神带了过来，这批教师都成为西安交大的骨干。“当年一些教材是统编教材，西安交大教师有不少人是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主任或者是副主任，有20人左右，正因为这些人的学术地位、治学精神，促使和带动交大在教学科研方面在全国都得到认可，而且踏实的教风学风一直延续到现在。”李怀祖说，他带的研究生里面就有好几个现在事业都做得非常好，“比如说周鸿祎，当年读书时艰苦奋斗，在研发上坚持不懈，计算机防毒软件开发在当时还是非常新颖的事情，但他坚持做出成绩，这就是交大艰苦奋斗精神的传承——门槛高、要求严、基础厚、重实践。”

　　育人心得

　　尽量发挥学生的特长和优势

　　“那时候，冬天零下十几度没有暖气，夏天很热也没有空调，学生8个人一个房间，上下铺，条件非常艰苦。学生们下课回来排队打饭，上百人排一个长队，一人拿着两个碗和一双筷子。但是每天早晨8点准时上课，没有一个人迟到，学生很踏实，学风非常好。”李怀祖回忆说。

　　谈起教学的心得，李怀祖说，对老师来说尽量发掘学生的特长、优势、才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周鸿祎，他对计算机防毒软件很感兴趣，提出要创造一些计算机的新产品。他的这种创新精神，与交大鼓励师生有想法，并支持他们尽量将创意变成现实的环境与氛围密不可分。”

　　李怀祖告诉记者，他在交大工作了一辈子，对交大的发展非常关心。“‘西迁精神’鼓励大家为发展西部、为国家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对我们‘交大西迁人’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同时对现在的年轻大学生也是一种鞭策和鼓励，更是一种期望，期望他们扎根西部、服务西部，为西部建设做出贡献。”

　　记者任娜 实习生薛珂

生活中的何新楷教授（左）开朗、谦和。西安交大供图

　　60余年前，一群年龄不一、但心一样火热的交大师生，打包了行李，乘坐火车从上海一路向西来到西安。几十年献身大西北建设，他们参与和见证了一所大学的发展。六十余年，他们从热血沸腾的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老者。西安交大校园里年轻的学子们说，老教授的一生践行的就是“西迁精神”。

　　共同的奉献精神

　　让他们携手西迁到西安

　　西安交大老教授何新楷1953年考入交通大学动力系内燃机专业，1957年毕业后随着西迁来到西安交通大学任教，主要从事发动机结构与强度方面的研究。在校内主讲内燃机原理等五门课程，教出的学生和研究生不计其数。

　　记者了解到，何教授与他的爱人都是交通大学53级的学生，俩人在大学校园里相识、相知、相爱。回忆往事，何教授说：“我谈恋爱是有一定的标准的，那个人一定是要愿意跟我一起吃苦的，因为我不会改变要到艰苦地方工作的意志。”幸运的是，何教授的爱人有着同样的想法，她放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跟随何教授一路向西，从黄浦江畔来到兴庆湖边。何教授夫妇离开上海时并无太多的留恋，在他们眼里，党和国家培养了自己，自己便要报效祖国，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

　　“迁校的时候我是一个年轻教师，刚刚二十多岁，真正克服困难的应是我们那些老教师，他们拖家带口迁到西安来，确实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何新楷教授对记者说。

　　使命感是他们

　　克服困难的精神力量

　　“我第一次讲课是用上海话，学生很多都听不懂。当时很多老师都是用上海话讲，学生听完课真的是听不懂。”何新楷教授回忆，不仅是他带的班里，学校大多数学生都面临“听不懂”的问题，校长就下一道“命令”，让用普通话来讲课。

　　“我举个例子，比如有人讲皮带的传动，老师说上海话学生怎么能听得懂？上课时每讲一句话就要想一想这个用普通话怎么说。年轻的老师改用普通话讲课相对不太难，但是老先生们克服的困难相对就大得多。”何新楷教授回忆，当时老教授存在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困难，但他们都一一想办法克服了。伴随西迁一起来西安的不仅仅有师生，甚至厨师、面点师、理发师、修鞋匠等一批人也来到了西安。“实际上就是把上海一个小生活圈子给弄过来。学校领导考虑得非常仔细，我来了以后感觉挺好。”何新楷教授回忆，放假回家，很多人买不到票，省上专门解决了此事，这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总而言之，大家心里装的就是爱国和主动奉献建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是一个重大责任，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们有责任去建设。”何新楷教授说。 记者任娜 实习生薛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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