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余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屡遭批驳，但始终没有沉寂，仍不时扰乱舆论，掀起波澜。这种现象的产生绝非偶然，与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有着紧密关联。

　　从世情的变化看，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骤然陷入低谷。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必然树大招风。基于国体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国家继续不遗余力地对我国实施“西化”战略，试图使中国改旗易帜。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改变了旧的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进一步激化了西方的这种心理，以致冷战思维日趋抬头，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给中国添乱。在散布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上做幕后推手，便是其手段之一。

　　从国情的变化看，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出现四个多样化，即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随之带来的显著变化是，80后、90后年轻人就业形式更加多样，宣传思想工作对他（她）们的覆盖与影响十分有限。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趋增强，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来统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难度明显增大。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尤其是微信、博客等自媒体十分普及，信息传播便捷，人人可以随时随地发声，更加大了宣传思想工作的难度。

　　从党情的变化看，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须规避“四种危险”，同时党员总数及青年党员人数不断增加，管党治党的压力有增无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十分复杂严峻。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但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管党治党客观上存在宽松软的一面，以致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治理。有人便借历史这杯陈酒来浇胸中块垒，指桑骂槐，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有些领导干部面对错误言论态度暧昧，不当战士当绅士，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导致反击不力。

　　概括地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世情、国情、党情仍会继续发生变化，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会存在。因此，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交锋将是长期的。

　　历史虚无主义言论林林总总，在不同时期挑起的话题却不尽相同，其主要特征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话题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把原本清晰、明确的历史虚无化、模糊化，对历史作错误解读，提出颠覆性结论。（二）谈论的虽是历史问题，但谈论者大多不是专业学者，而是非历史专业学者在谈，在解读历史时大多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甚至信口开河。历史学是一门严谨的学问，大凡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学者，无不重视爬梳史料、考订史实，通常不会讲出那些毫无史实根据的话。（三）谈论的虽是历史问题，而其关注的却是现实；貌似学术话题，落脚点却是现实政治，与学术研究根本不沾边，属于借题发挥。（四）其传播途径起初为书刊，后来让位于互联网，微信、博客成为主要平台。其内容大多语出惊人，一经发表便引起围观，众人七嘴八舌，快速形成舆论场。

　　以中国近代史为例，有人妄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香港被殖民了一百多年，才有今天的繁荣，以中国之大，至少要被殖民300年。还有人论及具体细节，说近代开辟租界是中方主动提出的，不少中国人对租界印象不错云云。血腥罪恶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居然被描述成田园诗般温情脉脉的西方文明输入史。

　　评说历史必然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过去史学界在人物研究上存在脸谱化、简单化偏向，对正面人物一味讴歌，对反面人物大肆口诛笔伐，说了不少过头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界努力肃清极左思潮影响，作了大量纠偏的工作。然而，有人却揪住过去“左”的观点不放，以“还原历史真相”的名义大搞“翻案”，明显矫枉过正。全盘否定洪秀全、一味美化曾国藩便是一例。南方某中文系教授在散文集《太平杂说》中，斥责洪秀全因科场失意才萌生造反之意，是“野心家”、“邪教主”、“暴君”、“淫棍”、“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指斥太平天国是“‘洪’水滔天，鬼魅横行，蛇鼠袭人，万家墨面，文化荡然”；认为“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从根本上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照此说法，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块浮雕“金田起义”就该被铲毁，这将会造成怎样的震动和思想混乱？事实上，金田起义的根源在于吏治腐败、官逼民反，其正义性不容否定。就连主持广西战事的清钦差大臣赛尚阿也承认：“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再如，袁世凯复辟帝制是倒行逆施、神人共愤之举，而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的编剧在回答网友提问时，竟然赞许袁世凯“是一个大才”，对“窃国大盗”说嗤之以鼻。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民国热”也有类似偏向。网络上津津乐道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名流的“自由风范”、“独立精神”、“风骨”，称为“民国范儿”。刘文典教授一脚飞踹蒋介石的段子被传得神乎其神，某网站甚至刊发文章，标题赫然为“蒋介石为什么对学者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蒋介石政权血腥的白色恐怖与特务政治，包括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教授的暴行，居然在轻描淡写间被一笔勾销，而“礼贤下士”的光环却被无休止地放大。民国时期特别是“十年黄金期”的社会发展成就同样也被片面夸大。将1927年至1937年间一些民族资本家推崇“实业救国”、在夹缝中谋发展所取得的业绩一股脑儿归功于南京国民政府，对官僚买办资本戕害、挤压民族企业的劣迹却闭口不提，这难道是对历史的正确解读？如果民国真有那么好，那我们党领导革命、建立新中国的依据和意义何在？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绝不能掉以轻心。这种危害，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歪曲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道路

　　这是最大的危害，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历史。近30多年来，史学界摆脱以往简单化、教条式的研究和叙述框架，以现代化历程为视角来阐释中国近代史便是一例，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过，革命史、现代化史这两条线索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关联的：现代化为革命酝酿了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革命则是迈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首先必须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也就是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则，现代化终究是镜花水月。说到底，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这是无可置疑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倘若按照历史虚无主义的套路，随意肢解、歪曲历史，否定鸦片战争以来历史发展的主线，否定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必要性，也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否定了中国道路。这岂不是历史的大颠倒？

　　在谈到中共党史时，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言论更加露骨。早先是大肆攻击污蔑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袖，近些年来，又转而恶意抹黑、嘲弄各个时期具有标志意义的人民英雄，诸如周文雍、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央视某节目主持人在酒宴上轻佻放肆地辱骂毛泽东这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正是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发生的。

　　近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正印证了这一点。苏联解体十年后，俄罗斯学者专门写有一书进行反思，名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分析西方如何以信息为武器进行渗透，对苏联展开心理战，通过抹黑苏共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撕开缺口，最终操纵了公众意识，导致苏联走向自我毁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国是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党是拥有8900余万名党员的执政党，这样一个大国大党，人心一旦散乱，就会成一盘散沙、自乱阵脚，就会出大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突出的政治优势，而要保持这一优势，就必须做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中央一再号召全党全体人民坚定“四个自信”，而历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意。90多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慷慨高歌壮怀激烈，带领人民不懈探索与奋斗，继走出中国革命新路后，又成功开辟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命运，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容歪曲。对于这段峥嵘岁月、光辉历史，我们要始终怀有敬畏之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历史虚无主义者颠覆历史、抹黑英雄的行径，其实质就是对现实的质疑和否定。

　　（二）扭曲价值观

　　否定历史发展的主线、主旋律，颠倒是非、善恶、荣辱，就会使人失去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导致价值观扭曲。价值观以及人生观、世界观一旦混乱，必然精神萎靡，做事没有底线。为官者如此，就会成为两面人，利令智昏，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弃党性原则如敝屣，以致集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于一身，进而严重污染政治生态、败坏社会风气。时下有不少人价值观庸俗功利，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主要看两点：做多大官，有多少钱，而不问官是怎么当上的，当得如何；钱是怎么得来的，又是怎么花的。“我爸是李刚”的段子，以及某对富豪父子被网民戏称为“国民公公”、“国民女婿”，都反映了这种心态。社会上崇拜权力、金钱的人多了，就会出现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衍生黄赌毒等各种病态现象。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建党90余年、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砥砺前行、不断铸造辉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党和人民有好的精神面貌，有崇高的价值追求，有理想信念作为支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中国路、圆中国梦，必须继续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一旦泛滥，必然会消磨我们的意志，瓦解我们的精神，腐蚀我们的灵魂。

　　（三）败坏学风

　　发表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的人是否都是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恐怕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把握好尺度和分寸。不过，这类言论随意涂抹、肢解历史，甚至或明或暗地挑战四项基本原则，触犯底线，就必须予以批评和反对。

　　历史虚无主义在学界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严重败坏了学风。例如，前述《太平杂说》的作者自称该书仅是“一个写历史题材的散文集”，但又自诩该书揭开了太平天国“被冷藏的真相”。作者倡议“隔行论史”，表示“不能论或不想论就短说，杂谈，七嘴八舌”，认为“这对激活学术，大有裨益”。这种高论实在令人不敢苟同。求真求实是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论史，即便做不到充分占有资料、缜密考订史实，至少也得掌握最基本的史料和史实。倘若仅凭一点史料就下大结论，甚至先有结论再拼凑史料作为依据，更甚在描述史实时存在硬伤，所谓论史岂不等同于文字游戏？以杂说、戏说的方式写翻案文章，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语不惊人誓不休，这不但丝毫无助于推动学术进步，反而会混淆视听。此风应休矣。

　　我们必须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中警醒，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反对和抵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