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思想理论界时时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近年来，国内外一些舆论也不时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对于此种疑问，我们有必要根据《共产党宣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廓清一些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迷雾，以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共产党宣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

　　从《共产党宣言》来看，我们不难知道，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最主要的以下三个。

　　第一，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从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来阐释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第二，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来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得出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

　　第三，从认识、检验、发展真理的科学认识论出发，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能机械照搬。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预测未来社会，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主要包括：一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二是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按劳分配原则；三是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四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五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等等。这些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

　　在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始终坚持集中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基本原则。具体地说，无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①]

　　需要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坚持和运用，切实遵循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根本要求。具体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正确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与时代特征和具体国情相结合，必须在实践中寻找最合适的实现方式，不可能一步建成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不同于在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一定要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搞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的，“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②]。正因为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才能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面对这一“现实”，我们更要努力使我们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逐步地从“不合格”变为“合格”。为此，我们必须按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

　　只要深入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及其基本原则这一点，我们就一定不会质疑我们现在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了，我们也一定不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上认识不清醒了。我们就一定会深刻认识到，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三、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点的错误之所在

　　毋庸讳言，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中，有两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一是“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的一种……这种模式的实质是，逐步地、分阶段地为形成市场经济和代表制式的民主创造前提。”[③]这种观点还这样解读“中国模式”打破经济教科书常规的地方：“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国家掌握着统计数字、操纵股市，调控关键行业中的价格，直接拥有许多战略性行业；银行借钱给谁，以及投资到哪个领域，都可以由共产党的意志来决定。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像其他五大经济体那样经济迅速减缓，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国家干涉经济的能力。加上中国一直限制着外商对金融业的投资，而且，并没有接受成为造成全球信用危机主因的金融创新。”[④]

　　二是“新自由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在此之前（改革开放前－－引者注）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给中国打开一个空间,让中国混乱地进入与合并到世界市场中,中国后来的惊人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走那样一条道路,也不可能取得它所希望取得的成就。因而,应该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力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向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始料未及的后果。”该观点还宣称，“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经济改革计划,其时间正好与英美转向新自由主义偶合———很难不将之视为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偶然性事件。改革的结果是独裁主义控制下的特殊类型的新自由主义。”[⑤]

　　上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相当肤浅而且很片面。它们根本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坚持和创造性发展，其看问题的方法就好比盲人摸象,失之片面，容易使人们“一叶障目”或者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例，这种观点虽然强调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但它根本无视我国公有制经济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对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跃升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的决定性作用，因而是站不住脚的。不能不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共产党反对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但始终强调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以“新自由主义”为例，虽然处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受到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的影响,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某些具体做法和政策安排借鉴了包括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某些有价值的地方,但据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释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则失之偏颇。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是有根本区别的。

　　（刘志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注 释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第2版。

　　[③]《什么是中国模式?》，俄罗斯《消息报》2003年9月25日。

　　[④]【美】拉娜·弗鲁哈尔《为什么中国正常运转》，美国《新闻周刊》2010年1月19日。

　　[⑤]【美】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经济管理文摘》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