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荟】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当前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痛点在哪里？如何把发展的痛点转变为改革的着力点？徐冠巨代表、刘尚希委员、杨成长委员聚焦实体经济，畅谈破局之道。

　　直面挑战 补齐短板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总量超过8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5%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伴随着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显现，实体经济“大而不强”的特征仍然明显，抑制了其高质量发展。

　　“我国科学技术、人力资源、生产资本等要素的水平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许多产业在品牌、技术、品质、标准上还要下大力气。”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代表指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委员认为，当前实体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供需结构脱节。由于创新不足，我国实体经济供给的产品和服务呈规模扩张、平面增长，没能提供满足各层次需求的立体供给结构，供给与市场需求间存在结构性失衡。二是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一些经济过度金融化倾向导致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比较困难，资本在金融体系中空转，甚至还将资金从生产制造中抽离出来，对实体经济融资产生“挤出效应”，导致融资难、融资贵，滋生了金融风险。三是科技与实体经济脱节。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引领带动作用尚未有效发挥，无法推动实体经济提供有效供给。

　　在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委员看来，我国经济发展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经济转型正处于攻关期；部分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不够足；民间投资增势较弱，重要消费品面临市场饱和的风险。”杨成长委员指出，要化解这些不利因素带来的风险，必须将发展和改革的着力点更多放在实体经济上。

　　发展要实 优字当先

　　近年来，“辛辛苦苦做实业，不如搞资本运作”等言论、资金“脱实向虚”的态势、部分企业“弃实投虚”的现象不禁让人们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忧虑，亟待将发展的着力点转向实体经济。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实体经济与金融、实体经济与房地产、实体经济与互联网三个关系。”杨成长委员分析，近几年，一度出现了经济过度金融化、房地产业发展不均衡、互联网低水平发展泛滥等情况，导致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出现了结构性泡沫。“金融、房地产、互联网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其发展水平必须与实体经济相称，要把更多的资金和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中去。”

　　金融的健康发展有利于资源配置和经济平衡，过度金融化无疑会对实体经济形成抑制。“一些经济过度金融化倾向导致杠杆率居高不下和资产泡沫，给实体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利润变薄；也会导致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企业实体投资减少，更多资金投到虚拟经济领域，各种金融产品就会不断衍生钱生钱的游戏，反过来对实体经济造成更加严重的抑制。”刘尚希委员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失衡，虽有实体经济和金融自身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相关改革滞后，没有到位。

　　目前我国已经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发展实体经济必须把制造业做强做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型升级，壮大新动能，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实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徐冠巨代表认为，除了技术水平外，供应链服务体系是制造业发展的一大短板。“我国工业和流通企业流动资产年周转率只有3次左右，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在10次以上。当前亟待发展和完善我国供应链服务体系，提高制造业运营效率，运用数字技术发展产业互联网，优化物流供应链体系，减少大量重复无效流动。”徐冠巨代表指出。

　　深化改革 防范风险

　　5年来，通过扎实推进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淘汰落后产能力度不断加大，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连续下降，宏观杠杆率涨幅明显收窄、总体趋于稳定。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任务，也是发展实体经济必须坚持的逻辑主线。刘尚希委员建议，一方面，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要着眼于建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创新的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破除无效供给，确保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规范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强化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降低实体企业成本的长效机制，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减轻企业负担。同时，也要形成激励机制，让企业发挥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避免形成政策依赖症。

　　“实现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相关指标体系的衡量和指导，为各地区的改革发展指明方向。”杨成长委员认为，服务业、区域性经济合作、技术创新等领域在经济新动能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相关方面的统计指标体系建设还相对滞后，亟待完善，以使各地在衡量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上有据可依。他同时建议，要加快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改革步伐。“过去一提产权改革，就会想到是解决国企产权不清的问题。实际上民营企业同样需要产权改革。很多民营家族企业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发展陷入停滞，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产权过于集中，使其不愿承担风险进行投资和研发，导致企业技术水平很难提升。需要通过相关改革使企业产权社会化，激发企业发展动力。”杨成长委员指出。

　　“智能制造”需要“智能服务”。徐冠巨代表建议出台专项规划和系统性政策，支持建设开放共享的供应链服务平台，培育一批供应链龙头企业，以更便捷、更智能的方式分享信息、交换资源、调度生产，从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效率、系统化的服务和支撑。

　　（本报记者 温源 徐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