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3月20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体现出中国愿通过国家之努力，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把中国的前途同世界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中华文明的世界哲学，也是当今世界所需补充的思想能量。“世界”这个词，从中文看，“世”表示“人间与时间”，“界”表示“空间”，合起来就是“人类生活的时空”。而在西文中，追溯今天的“world”一词本义，则源于古代日耳曼语的“人世”。可见，无论东西，“世界”都自带“人类命运”之意，所不同的是，西方的“world”较为侧重“世”，而中华文明的“世界”在重视“世”的同时，考虑了“界”，即人类活动的展开空间。上升到价值观层面看，“天下为公”之于世界，强调了“公”在人类生活时空的扩展。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看，今天的世界与全球化这条“来时路”密不可分，但来时所乘“交通工具”已动力不足，难以前行，要找到新的动力和前进方向，就需要新的合作方式和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秉着“天下为公”理念为世界前行提供的新方案。

　　人类生活的时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链路的升级历程，就是一部世界日益缩小为“地球村”、人类之间命运联系日益紧密的历史。这部历史中，人类合作的模式也日趋多样、复杂，而在当今，又面临着诸多方面需要升级合作模式的压力。按照“天、地、人”为“三才”的中国哲学思想，世界维度的人类合作中因事治理、因地治理、因人治理可分别称为“天和”、“地和”、“人和”——其中“事”在中国哲学中最重“天时”，故因事治理可称为“天和”。

　　从“天和”来看，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一系列国际机构，从不同领域承载了全球化的各类事项，但它们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治理资源太依赖于人口只占全球约10%的发达国家。随着“天时”变化，这些局限性日渐显露，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即亚太地区每年所需开发融资约8000亿美元，但传统国际开发投资机构只能提供约200亿美元。这是由于它们主要从发达国家融资，而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压力却越来越大，援外能力日益萎缩。面对此类局面，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为世界注入了新能量。

　　从“地和”来看，传统类型的区域合作机制，无论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成型的，还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样新设立的，都没有脱离“相邻地域形成组合”模式，由此特征又衍生出这类机制内部存在成员间有主有从、“小圈子决策”等特征。而中国所倡导、参与的一系列新型国际合作机制，如“一带一路”、“金砖”、“上合”等，都顺应时代发展变化，跳出了“相邻地域”模式，不设准入门槛，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平等合作，为世界建立了新的市场网络，开辟了长远发展的新空间。

　　从“人和”来看，中国不搞“价值观外交”、不搞制度输出，而是主张文明交流互鉴、倡导民心相通。通过一系列主场外交、元首外交，中国编织联结世界的“人和”网络，为世界提供搭乘中国发展“高速列车”的机会，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为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而世界也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人类共同生活在命运共同体中，全球化需要新的动力和方向，中国正在以共同发展观高质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