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八条”原件

　　红岩革命纪念馆内展出的“狱中八条”。 都市传媒记者 甘侠义摄

　　这是一份用烈士鲜血和生命总结出的“最后嘱托”，这充满血泪的字里行间，有悲愤，有忧虑，有思考，有希望，却没有一点颓伤和灰心，充分表现了这群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和高瞻远瞩的眼光。这是他们在走向刑场前，向党组织表述的赤胆忠心和殷切希望。

　　它是《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最后一章的内容，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它就是如今我们所熟知的“狱中八条”。

　　那么，“狱中八条”是如何诞生的？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对如何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又有何警示作用？

　　昨天，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塞声为我们逐一解读了“狱中八条”。“‘狱中八条'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烈士们在反复问我们：到底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初心是什么，使命是什么，它时刻提醒着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要不忘初心和使命。”

　　诞生

　　说起“狱中八条”的诞生经过，徐塞声说，这离不开一个广为大家所熟知的人物罗广斌。

　　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随后被关进渣滓洞监狱楼上七室。楼七室是隔离室，专关态度“顽固”、不守监规的犯人，管理更加严格，平时不准放风。

　　楼七室里有一位罗广斌认识的囚犯张国维（1939年入党，被捕前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互相很熟悉。趁特务看守不注意，两人悄悄交谈。张国维十分冷静地分析罗广斌的情况。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基于此，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在这里，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他的入党介绍人，被捕前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王朴（被捕前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陈然（被捕前任《挺进报》特支委员）等进一步结成生死患难之交，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

　　就在“11·27”大屠杀那天子夜，当渣滓洞的屠杀火焰还在燃烧之际，在白公馆的罗广斌带领尚未被杀的十多位难友，趁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突围，冲出牢笼，蛰伏乡间，三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日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各个监狱脱险的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罗广斌参加了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他每天夜晚趴在地铺上奋笔疾书，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到12月25日，即大屠杀后的第28天，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的这份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写成，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这份报告为七个部分，现在只存第一、二、三、七四个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报告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挺进报》事件引发的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其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共有八条，约3000多字，是《报告》的核心部分。

　　“狱中八条”，是从第七部分“狱中意见”中提炼而成。

　　1989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胡康民，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萧泽宽等人提供的线索，在重庆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并立即加以整理和挖掘，将其中的“狱中意见”归纳成了“狱中八条”，并在当年《红岩春秋》杂志“渣滓洞、白公馆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特刊”中首次批露。

　　第一条就要求领导干部“明大德”

　　具体要求

　　徐塞声说：“‘狱中八条’中的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就是要求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坚定理想信念。这是狱中同志们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训。”

　　1948年由《挺进报》改变发行方式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叛徒人数很少，只占被捕人数的5%，但是影响极坏，破坏性极大。

　　“狱中意见”着重揭露了几个叛徒的内心世界和蜕变规律，久远地警示革命后来人。

　　比如，叛变前，冉益智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1948年4月16日，冉益智在北碚被捕，经不住特务的突击刑讯，供出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犹，随后又供出已被捕但还未被敌特查明身份的市委书记刘国定。因为还有所保留，被关进了白公馆。

　　在白公馆，冉益智的精神完全崩溃，更谈不上有共产党坚定的理想信念。过去受他教育、对他崇拜的下级反过来帮助他，劝他悬崖勒马，就此稳住，不能再往下滑，但是他根本不听。他白天有时唉声叹气；晚上夜不成寐，起来写“遗嘱”。最后，他终于在讲了一通“理由”之后，主动要求出牢，参加特务组织。

　　提醒领导干部要“守公德”“严私徳”

　　徐塞声说，“狱中八条”第六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提醒领导干部要“守公德”、“严私徳”。就是要求领导干部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

　　“狱中意见”指出：“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恋爱、私生活问题，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往往决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

　　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的元凶祸首刘国定，1936年在巴县农业学校读书时，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成为重庆秘密学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8年入党后，刘国定先后担任巴县县委书记、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特别区临工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

　　刘国定工于心计，城府甚深，察颜观色，能言善辩，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锋头颇健，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中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和领导的器重。但是，刘国定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到形势相对平静，他在社会上站住了脚，在党内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便开始私欲膨胀。

　　据狱中同志揭发，刘国定平时收入有限但却追求享受。他想扎姘头养情妇做生意，向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后为烈士）借钱。何忠发说：“组织上有钱不能借，私人没有钱可借。”

　　刘国定对此怀恨在心，向川东临委书记王璞诬陷何忠发有经济问题。王璞经过调查了解，才发现是刘国定的问题。后来，何忠发就是因为刘国定出卖而被捕的。

　　它着眼教育预防在先

　　现实意义

　　徐塞声说，通过字字血泪的“狱中八条”，我们可以知道，当年烈士们已经清醒地看到，作为地下党的领导干部，只要生活腐化，搞个人迷信，哪怕只是在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也可能在严峻的斗争面前，经受不起考验，终将成为革命的叛徒。

　　所以，他们建议加强党内教育，特别是革命气节道德教育，注重实际锻炼，严格组织纪律，实行整党整风。

　　徐塞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和复杂的，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一些人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腐化堕落，党性原则和纪律法规被践踏，干部队伍被腐蚀，这些问题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严重损毁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狱中八条”是几百名烈士用鲜血和泪水凝铸出来的，朴实无华、明白简洁。它揭示了当时党内生活和领导干部中一些突出的问题，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狱中八条”的“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严格进行整党的整风运动”等，都是坚持着眼教育，预防在先。

　　徐塞声认为，“狱中八条”警示我们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首先拧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这个“总开关”。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不忘初心。要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都市传媒记者 李晟 刘波

　　“狱中八条”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狱中八条”现实意义

　　建议加强党内教育，特别是理念信念教育和党的纪律教育，不忘初心，重实际锻炼，严格组织纪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陈然烈士说“矿砂经过提炼，才能生出金子”。

　　领导狱中斗争的许晓轩烈士的“唯一意见”是，“特别注意党员的审查教育，防止腐化，绝不容许非党思想在党内蔓延。”

　　如何学习

　　“狱中八条”产生于重庆，是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与教训，既是一份宝贵的党史资料，也是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各种要求，都可以从中找到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