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老祖宗是马克思，而马克思一生用力最深的著作是《资本论》。这本著作几乎耗尽他毕生的精力。早在1843年，25岁的马克思在科伦主编《莱茵报》时，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了。此后，足足有40年，直到静静地躺在旧椅上与世长辞时（1883年），他还没有把《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完全整理出来。

　　马克思说过，《资本论》是他终生的事业。他是以惊人的毅力写作这部“无产阶级的圣经”的。1843年10月，马克思被迫流亡巴黎，从此开始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流亡伦敦期间，马克思一家甚至因付不起房租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举家迁移。夫人燕妮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说：有一天，“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的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我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板了”。

　　但马克思仍能坚持自己的工作，他写信告诉魏德迈：“早上九点至下午七点，我通常在大英博物馆里。”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终于使马克思松了一口气。但在这以后的15年间，他还是日夜为《资本论》绞尽脑汁，他一面要忙于处理第一卷的翻译和修订工作，同时又要把其余三分之二的手稿编纂成“艺术的整体”。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马克思既要与贫困搏斗，又要与病魔作战。只要一回到理论工作中，他的旧病就会严重复发。大脑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失眠，即使大量的安眠药也不能缓解他的痛苦。直到逝世前不久，他才被迫停下这项工作，并希望他的好友——恩格斯能对这未完成的手稿“做出点什么”来。

　　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为了《资本论》未发表部分的编校，他费尽心血。这部分手稿，在1863—1865年即已草成，他读了又读，改了又改，第二卷第一部分的原稿现在保存下来的，就有八种之多，由此可见他严谨的工作态度了。马克思说过：他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时，马克思打算以俄国为实例研究地租问题。为了能阅读第一手资料，他在50岁时开始学习俄文。尽管俄文十分难学，但不到两年功夫，他就能顺利地阅读俄国文献了。

　　马克思对其著作的要求是相当苛刻的。凡未经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的作品，他决不允许出版。他不能忍受将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因为把没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给别人看，对他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有一次，马克思曾亲口告诉拉法格，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

　　马克思的工作方法常使他从事非常繁重的劳动。早在1843—1847年间，马克思就写出24本经济学笔记，摘录从17世纪到19世纪大约70个经济学家的著作，全部份量相当于《资本论》的两倍。从1850—1857年，马克思又写了数十本笔记，这些《摘录笔记》是后来他创作《资本论》的重要依据。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做着大量的工作，多半直到清晨四点。”

　　但不管工作有多么繁琐，马克思都是亲力亲为。即便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为写作《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20来页文字，他甚至翻遍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那些铅笔记号表示他曾从头到尾地通读过这些书。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吃惊地发现，马克思的稿纸中竟有超过两立方米的材料是俄国的统计数字。马克思还用细小的字体写满了3000页纸的阅读笔记。为了完成马克思的遗愿，恩格斯分别于1885年、1894年将《资本论》的第二、三卷整理出版。列宁说：这是恩格斯替马克思建立的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但恩格斯却坚持认为，这一切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周良书（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