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大钺讲述当时抗战的一些武器 记者 蒋雨龙 摄

　　洞子车间生产场景

　　9毫米气冷式马克沁重机枪

　　ZB26捷克式轻机枪 本组图片由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长安工业集团供图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属兵工企业纷纷内迁重庆，加上战前的兵工基础，重庆顷刻形成了战时大后方兵工生产的中心。然而，战时重庆兵器工业经历了哪些进程？发展重庆兵器工业的环境怎样？记者专访抗战史专家、重庆市档案局原局长陆大钺，请他讲述了抗战兵工史上，重庆留下的浓墨篇章。

　　62岁的陆大钺致力抗战历史研究，曾主撰《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山城火辣8月的下午，在解放碑某写字楼办公室里，陆大钺向记者讲述起抗战时期重庆兵工的发展一脸兴奋，“这是一段不能被世人遗忘的峥嵘历史”。

　　战前有基础 能造马克沁重机枪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随着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众多沿海及东部地区的兵工企业才随即西迁。事实上，早在抗战爆发前夕，重庆已“奏响”兵工企业发展“前奏”。

　　“战前的重庆本身就有4家兵工企业。”陆大钺说，这4家生产企业分别是重庆武器修理所、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子弹厂、重庆电力炼钢厂，以及华西兴业公司华兴机器厂（民营）。

　　“这都是民国时期的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建立的。”陆大钺说，当时坐落于渝中区南纪门的重庆武器修理所已具备捷克式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等常规作战武器的生产能力；而位于南岸铜元局的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子弹厂主要制造步枪、机枪子弹。

　　战火中发展 新建8个新型兵工厂

　　“抗战时期，大后方还新建了8个兵工生产单位。”陆大钺说，随着抗战深入，一些新兵器研制机构根据战争需要应运而生。8个新厂中创设于重庆的2个厂出品的是氯酸钾和合金钢，为当时国内所绝无仅有。

　　抗战爆发后，炸药的需要量骤增，因此，兵工署为求利用国产原料创制军用炸药起见，考虑开设氯酸钾炸药生产厂家。“当时在长寿邓家湾及新湾一带设立了第二十六工厂，生产氯酸钾和防毒面具。”陆大钺说，选址长寿是因为其“有水电之利，襟江带山，密近陪都”。从1945年1月投产至同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该厂共生产氯酸钾170吨。

　　此外，由于兵工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战时还增设了兵工研究机构和兵工学校。陆大钺称，至抗战胜利前夕，兵工署直辖的兵工研究机构有5个、兵工学校1所，其中有4处均在重庆。

　　抗战“军火库” 共造枪弹8.5亿发

　　“重庆是战时大后方兵工生产的中心。”陆大钺说，根据档案资料统计，至1940年内迁浪潮胜利结束，我国兵工署直辖的独立兵工厂共17家，其中驻扎重庆的就有11家。

　　采访中，陆大钺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从中不难看出重庆兵工在抗战中起到的支撑作用。从1938年各兵工厂相继在重庆复工起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止，在重庆的第二十一、二十四、五十等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5414万发，各种步枪29.3364万支，轻机关枪1.1733万挺，各种火炮1.3972万门，各种炮弹598.2861万颗，各种兵工器材71746.9万公斤。

　　“可以想象，这些武器和弹药应用于抗日战争之中，其所起的作用是何等的巨大。”陆大钺说，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支撑抗战一线的“军火库”。

　　产业变革 20万工人投身建设

　　“战前重庆经济以商贸为主，工业以轻工业为重心。”陆大钺说，抗战时期，重庆兵工担负起了支持一线战场的重任，而兵器工业不能孤立生存，需要其他工业配合和支持，于是，机械、钢铁、煤炭、造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随之蓬勃发展。

　　陆大钺称，根据档案资料统计，早在1940年10月，重庆即有20余万工人积极参加各项生产建设。在这20余万产业大军中，有交通工人5万，市政工人1万，文化工人两千，一般机器工人5万，其余近9万工人均为兵工业的工人。

　　直到今天，这些当年在战火中浴血生产的兵工企业，重庆钢铁集团（战时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长安工业集团（战时的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等，仍是重庆的支柱企业，对重庆整个经济的发展及其产业结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