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重庆高校揭秘>

　　七七大礼堂是唯一留存遗址

　　在重庆大学A区后校门旁，一栋两层楼高，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黄墙灰瓦的老建筑矗立在几棵大树下，阳光洒在斑驳的墙面上，让这栋建筑显得分外厚重。这里就是历经77年风雨的七七抗战大礼堂，也是国立中央大学留在重庆的唯一遗址。

　　七七抗战大礼堂位于重庆大学松林坡，因此还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松林坡礼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中央大学便西迁入渝，“借住”在重庆大学。当时，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实行联合办学，师资互聘、学分互认、资源共享，使这里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一块高地。

　　1938 年，顾孟余主持修建了这座大礼堂，它便成了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师生抗日运动的重要活动场所。重庆抗战遗址研究专家廖庆渝介绍，为纪念“七七事变”，礼堂被命名为七七抗战大礼堂。

　　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报道

　　两年时间里，1900余个巨大的木箱陆续制作完成。它们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图书仪器，与全校师生一道踏上内迁重庆之路。他们分别从水路和陆路，辗转抵达重庆沙坪坝，继续着传道授业、求学问识之路。

　　这所大学，就是在抗战爆发后，率先踏上西迁重庆之路的国立中央大学，也就是如今南京大学的前身。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张荣祥说，国立中央大学的成功内迁，拉开了全国高校陆续西迁的大幕。

　　提前制作1900余个木箱

　　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内迁最迅速的学校。能做到这一步，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功不可没。

　　罗家伦自1932年8月上任以后，一直观察时局，预见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不可避免与中华民族即将面临的深重危难。他很早就断定中日必战，战则南京必不保！

　　因此，早在1935年冀东事变之前，罗家伦就指示学校后勤部门赶制大量木箱，足足提前了近两年，为学校内迁做准备。

　　据罗家伦在1941年6月16日写于重庆的个人回忆录显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心里就明白最后关头已到。尤其是在7月15日当天，从何应钦（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处得知，前一天晚上平汉路上有1300辆货车已经开始大量运兵的消息后，罗家伦就开始做迁校的布置。

　　“我嘱总务处将一年以前冀东事变时预备好的大木箱，里面钉了铅皮预备长途旅行用的，先取出五百五十只，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

　　罗家伦自7月15日起，就开始组织师生紧急装箱，运到下关码头存放。罗家伦的这一安排抢在了炮火和死神的前面。就在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们加紧装箱转运的过程中，学校先后遭到了日本飞机的4次轰炸。幸运的是，罗家伦总是能提前预感到危险的降临，先一步做出安排，避免了学校教学资源的损失。

　　至10月上旬西迁开始时，在罗家伦的安排下，学校的图书、仪器已全部装箱完毕，趁敌机轰炸的间隙运到码头，数量超过1900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