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五聚餐会是由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发起而逐渐形成的一个以定期的聚会、座谈为主要活动方式的社会团体。1932年3月，该团体开始在上海举行定期聚餐座谈，抗战时期先后迁到香港、重庆等地举行，抗战胜利后主要在上海、重庆举行，一直延续到1952年为止。在前后20年间，星五聚餐会的聚餐座谈活动多达近千次，极少间断。与聚餐会直接相联系的有各地中国国货公司的创建，以及包括西南实业协会在内的抗战时期后方各主要工业团体组织。随着星五聚餐会影响的扩大，在抗战时期的昆明、贵州、桂林、成都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武汉等地的工商实业界中，都出现了星五聚餐会。到目前为止，除若干学术著作偶尔提及外，学术界对于星五聚餐会尚无系统、深入考察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就星五聚餐会的产生、演变、活动、功能等进行一个初步的考察和分析。

一、星五聚餐会的产生及演变

从1932年3月发轫，到1952年停止，星五聚餐会的演变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32年到1938年是开创阶段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事变发生的时候，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正在东北考察。张公权在事后记述道:“目睹宝藏落于敌手，南归后，即决心提倡农村贷款与提倡国货两事，以补偿东北出口之损失。”经过几个月时间的酝酿，到1932年3月，星五聚餐会就在上海举行了首次聚餐座谈活动。参加首次聚餐会的人数不到10人，但是参加者张公权、宋汉章等人都是上海金融工商界著名人物。参加者以聚餐座谈的方式，商讨加强产、销、金融各界合作，改进国货生产和销售的有效方法。聚餐会由于形式灵活且适应了当时国货运动发展的需要，上海国货厂商和各银行负责人纷纷加入，参加者人数不断增加，逐渐达到数十人。由于聚餐会约定在每周五举行，遂定名为星五聚餐会。上海星五聚餐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研究讨论问题，但是很快就开始进行提倡国货的实际工作，并成为“各地星五聚餐会之开山鼻祖”。直到抗战爆发后的上海“孤岛”时期之初，上海星五聚餐会“每周作经常之会集，而于各项问题作集中之讨论，连续举行，达数百次，从未间断。”

1938年到1940年是发展阶段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民营厂矿掀起内迁运动，也有部分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南迁香港，加上若干银行、厂商原在香港就有分支行或驻港办事处，一时间由上海迁港的银行(或分行)、厂商(包括办事处)达到30多家。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天厨味精厂、申新纱厂、大中华橡胶厂、新亚化学制药公司、五洲制药厂、美亚织绸厂、三友实业社以及中国、上海、交通等银行的香港分行。由于香港已经“成为上海与内地联系之中心，并为国内外交通之枢纽，星五聚餐会乃移港继续举行。”1938年5月20日，30多家迁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代表在香港胜利酒店欢宴，这是香港星五聚餐会的第一次聚餐。这次聚餐会上，康元制罐厂负责人阮维扬被推举为聚餐会总干事，还规定每星期五中午举行餐叙，以东亚银行901号为聚餐会办事处。到1940年4月19日为止，在前后约1年又336天中，香港星五聚餐会员厂商由30家左右增加到60多家，其间每周集会从未间断。当1940年4月19日聚餐次数达到100次时，曾经举行盛大纪念会。会后香港星五聚餐会正式改组为中华国货产销协会香港分会，成为一个社团组织。

1941年到1945年是全盛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海完全被日军封锁，后方经济困难加剧。为加强联络、互通有无，克服困难，后方金融实业人士决定“赓续沪港星五聚餐会办法，集合实业、金融、经济界人士数十人，每周作一次之会谈。”于是在1941年12月19日，聚集在重庆的后方金融实业界人士举行了内迁后的第一次星五聚餐会，从此“生活在缺乏工业俱乐部一类组织的陪都实业界智识分子，无不以星期五的集会，为每个星期内最有意义的活动，除非有重要事务，绝不肯轻易放过的。”后方各个工业团体的代表人物，也都乐于到星五聚餐会“发表他们的主张，陈述他们会员事业的困难。”参加重庆星五聚餐会的人数多时可达数百人，星五聚餐会在抗战大后方发展到全盛时期。

1946年到1952年是衰落阶段抗战胜利后之初，重庆星五聚餐会仍然异常兴盛。同时，随着抗战胜利后经济复员的部分实现，从沿海沿江地区内迁到大后方的多数工商界人士逐渐返回原籍，其经营重心也随之转移。在这种情况下，西南实业协会上海分会于1946年7月19日在上海复会，紧接着恢复了上海星五聚餐会的组织与活动。由于这一时期金融实业界人士逐渐分散到各地，星五聚餐会在重庆、上海、武汉等城市分别举行，从而分散了工商界本来就有限的力量，加上经济、社会、军事、政治诸方面动荡加剧，不少有实力的工商业者又开始酝酿南迁香港等地，星五聚餐会的影响迅速下降，走向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各地星五聚餐会相继解散，上海等地星五聚餐会的活动则一直维持到1952年。

〔作者张守广，西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重庆，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