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五聚餐会是由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发起而逐渐形成的一个以定期的聚会、座谈为主要活动方式的社会团体。1932年3月，该团体开始在上海举行定期聚餐座谈，抗战时期先后迁到香港、重庆等地举行，抗战胜利后主要在上海、重庆举行，一直延续到1952年为止。在前后20年间，星五聚餐会的聚餐座谈活动多达近千次，极少间断。与聚餐会直接相联系的有各地中国国货公司的创建，以及包括西南实业协会在内的抗战时期后方各主要工业团体组织。随着星五聚餐会影响的扩大，在抗战时期的昆明、贵州、桂林、成都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武汉等地的工商实业界中，都出现了星五聚餐会。到目前为止，除若干学术著作偶尔提及外，学术界对于星五聚餐会尚无系统、深入考察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就星五聚餐会的产生、演变、活动、功能等进行一个初步的考察和分析。

二、星五聚餐会的组织特点、活动方式与功能

星五聚餐会不是遵照相关法规成立的正规形态的社会团体组织，也没有明文规定的宗旨。胡西园把星五聚餐会称为“一个声气相通的朋友聚会”。星五聚餐会发起者之一的史久鳌说:星五聚餐会名称是聚餐会，“实际上并不是为我们同人自己好吃饭而聚餐，其目的是为谋使一般人有饭吃。”星五聚餐会活动内容主要是包括聚餐、座谈和演讲:“每星期五举行叙餐会时，除会员间彼此叙谈交换着意见外，有时敦请专家演讲，增进同人知识。有时邀致国内各地的来宾报告各地情形，一方借此互通消息，一方可使各人的事业赖以改进。”这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在星五聚餐会的各个阶段一脉相承，只是规模有所不同而已。星五聚餐会以独特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体现了旨在推动金融实业界加强情感联系和信息交流、振奋企业精神、强化经济互助等功能与特点。

就组织形式而言，星五聚餐会设有干事会，干事会负责安排聚餐、座谈、邀请演讲人等具体会务工作。星五聚餐会在上海初创时期的详细组织情况不明，在香港举办时期总干事由康元制罐厂香港办事处负责人阮维扬担任，刘履吉、陈南生为干事，并设有办事处。重庆时期的星五聚餐会由西南实业协会发起和主办，实际负责人是张肖梅，干事会由张禹九、陈叔敬、吴味经三人组成。张肖梅是著名经济学者，留英回国的博士，张公权胞弟张禹九之妻。张禹九是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经理，陈叔敬是重庆国货公司经理兼重庆牛奶场场长，吴味经是财政部花纱布管理处所属福生庄总经理。

聚餐是星五聚餐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聚餐的时间为星期五的中午，餐费由参加聚餐会的会员根据自己参加聚餐会的次数交纳。聚餐受到参加者重视的原因，在于聚餐实际上是为参加聚餐的代表提供了定期进行个别交流机会，通过聚餐时的个别交流，参加者既可以“互相联络，密切合作”，又可以相互“交换各人的经验和见解，来共同谋取一般工商业的改进及发展。”对于平日各自忙于经营业务，惜时如金，又需要彼此加强联系、沟通、交流以开拓事业的金融实业界人士，星五聚餐会的定期聚会无疑提供了一个最为方便的场所和机会。正由于此种原因和实际需要，“陪都实业界智识分子，无不以星期五的集会，为每个星期内最有意义的活动。”

座谈有专题座谈会和普通座谈两种，是星五聚餐会的一项主要内容。专题座谈会主要针对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中午聚餐结束后进行座谈讨论。这样的专题座谈会通常经过一次讨论就得出结论或找到办法，如1942年6月19日星五聚餐会邀请有关经济金融各专家讨论了后方设立证券市场问题，1942年11月20日星五聚餐会专门举行了讨论物价问题座谈会，1943年1月8日星五聚餐会专门举行了限价问题讨论会，1943年3月19日星五聚餐会专门举行了棉纱问题座谈会。特别重大的问题可以在星五聚餐会连续讨论两次，如1942年4月17日和24日在章乃器、潘序伦主持下连续两次讨论工业资金问题与纳税问题，1945年9月21日和28日星五聚餐会就工业问题进行了连续座谈，1946年6月19日和24日星五聚餐会就中小工业问题进行了连续座谈。星五聚餐会对于重大问题举办的专题座谈会，在讨论出具体结论和办法后，会把这些结论和办法提供给会员厂商或政府经济行政部门参考，特别重大的问题，还会联合各工业团体一道采取联合行动。

除了上述这些专题座谈会外，星五聚餐会上还经常在演讲者进行演讲前后举行座谈，通过座谈交流意见，增进了解，加强合作。

演讲是星五聚餐会一项具有特色的重要活动，通常每次聚餐会邀请一到两位演讲者，多的时候一次可以邀请三位。受到邀请进行演讲的多数是金融、实业界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有主管经济行政的官员、国家行局负责人、中央部会和各地行政首长、经济学家、社会名流。抗战时期在重庆星五聚餐会进行演讲的著名实业界领袖人物有章乃器、厉无咎、吴羹梅、胡厥文、马雄冠、胡子昂、孙越崎、胡西园、康心如、卢作孚、吴蕴初、刘鸿生等。主管经济行政的官员、国家行局负责人、中央部会和各地行政首长有王、李景潞、徐伯园、何北衡、张丽门、高秉坊、庄仲文、贺衷寒、谷正纲、吴稚晖、林继庸、刘芸攻、吴国桢、张公权、蒋廷黻、张笃伦等。学者名流有吴景超、杨荫溥、胡政之、王芸生、黄炎培、褚辅成、顾毓、潘序伦、邵力子、方显廷、郭沫若等。重庆谈判后不久，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也应中国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在星五聚餐会上作了《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在重庆和后方实业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星五聚餐会的活动情况和座谈、演讲内容，在上海星五聚餐会的初创时期和香港星五聚餐会的发展时期都没有公开报道或很少报道，因此社会给予的关注很少。香港星五聚餐会举办到100次的时候，曾经举办了一个大型的纪念活动，邀请了上海、东南亚和内地的著名的金融巨子、工商界巨头、社会名流参加，并邀请《大公报》、香港和东南亚的报刊记者采访，纪念会还编印了《香港星五聚餐会百次纪念特刊》广为赠送，星五聚餐会开始逐渐为社会了解。重庆时期星五聚餐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专题座谈会的发言或是各方面人士在星五聚餐会的演讲，均由《西南实业通讯》编辑部进行速记，除了少数座谈和演讲内容由于涉及国家秘密不便公开发表外，其余全部按时间先后在《西南实业通讯》上刊载。而这些被刊载出来的星五聚餐会座谈会发言和演讲，很快就“成为读者最感兴趣之一栏”，重庆的报纸和杂志，也经常对星五聚餐会的情况进行报道，星五聚餐会在社会上的影响由此不断扩大。

星五聚餐会是20世纪30—40年代金融、实业界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现实条件和发展需要而作出的一个创举，是当时不可多见的带有鲜明民族工商业者意识形态色彩的非常规民间实业社团。

在长达20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星五聚餐会辗转各地，历尽艰难，产生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应当给予适当的评价。

〔作者张守广，西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重庆，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