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英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随着重庆的开埠与经济的发展，到抗战爆发前，重庆已逐渐形成为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到抗战时期则进而发展成为了大后方的金融中心，这一中心的形成，为战时大后方经济金融的发展，抗战的坚持直至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则是得益于战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则使这一特殊环境不复存在，金融中心的地位自然便难以为继；但作为战时金融中心的重庆，对整个抗战大后方的影响和作用却是重大而深远的。

［关键词］重庆；大后方金融中心；地位、作用

金融中心是以巨量金融业务为基础，较强的辐射作用为基本特点。它的标志可概括为：资金的相对集中，筹资融资功能强，各类金融市场兴旺发达，交易量大，与国内外金融联系及服务紧密而广泛。

在近代中国，随着新式金融机构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全国逐渐形成了若干金融中心。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上海的开埠，外资银行及华资银行在上海的兴起，上海成为了全国性的金融中心，此后，北京政府时期又形成一些地区性的金融中心，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为北京、上海、天津和汉口，而且北京和天津由于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成为了当时的全国金融中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上海在地理位置上靠近首都南京，获得了金融快速发展的大好良机。上海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金融中心。而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东部、中部地区的沦陷，国民政府的内迁，重庆逐渐成为了中国战时大后方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政府政治中心的再次东移，金融中心重回上海。总之，近代以来，中国全国性金融中心在不同区域之间不断变迁，这一变迁的基本轨迹是：上海——北京与天津——上海——重庆——上海。目前，学术界已公认重庆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金融中心(由于战时特殊的背景以及敌我之间的对峙，是否存在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金融中心尚有争议)，但对其研究还仅停留于一般认识，未展开深入地研究与探索，因此本文依据大量史料，试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主要围绕战时大后方重庆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过程、原因及其作用进行研究。

2. 战时大后方重庆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

抗战前，全国金融中心在上海，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受到重大影响，上海银钱业不得不于8月13日至l6日连续休业四天，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和金业交易所即奉令停业。对此，国民政府最初试图维持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八一三”战事之后，财政部于8月15日公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旨在限制提存，节制资金外流。16日，上海四行联合办事处在法租界开业，26日财政部又公布了《中中交农四行内地联合贴放办法》，在上海设立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和联合办事处，其目的不仅在于稳定上海金融，还试图强化上海在调剂内地金融方面的中心作用。

随着战事的演变，国民政府预计东中部地区难保，乃将国统区经济、金融中心西移，提出要在平汉、粤汉线以西的西部地区建立“抗战建国”大后方。11月上海失守，国民政府旋即于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至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部乘船抵达重庆。于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随着政府的西迁而开始了从上海向重庆的转移，此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之后，在上海，不但中中交农四行所有分支机构撤出，英美系银行停业清理，不少商业性金融中枢机构亦西撤，法币被彻底逐出上海。这就使得上海以往对其他地区的金融辐射作用不复存在。而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新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发展成为了战时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各地金融机构纷纷迁入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必须要有较为密集的金融机构，战时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其最显著的标志，便是原先汇集于以上海及其他东中部城市的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商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纷纷内迁重庆。

抗战开始后，随着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为了稳定金融和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局势，1938年1月交通银行在渝设立分行。同年四联总处亦由汉迁渝。1939年8月22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令中、中、交、农四总行在香港的机构迁渝办公。10月1日，四联总处在渝改组，由研究指导四行业务进而为战时经济与金融政策的执行机关。其重要职权：掌握全国金融之设计；资金之集中与运用；四行发行准备之审核；受托小额币券之发行与领用；四行联合贴放；内地及口岸汇款之审核；外汇申请之审核；战时特种生产事业之联合投资；战时物资之调剂；收兑生金银之管理；推行特种储蓄；四行预决算之复核等。抗战以来，四行陆续在后方各地，增设分支机构，以期逐步完成后方金融网建设之计划；截至1843年底为止，重庆一地四行之分支行处即共达39单位之多。这样“四联总处”便成为战时主宰全国金融的最高权力机关。整个抗战时期，四行二局与“四联总处”作为全国性金融首脑机关集中于重庆，迅速成为了重庆金融业的主体，集聚了巨额的货币资本，是金银外汇的总汇，货币发行的枢纽，直到1945年9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及中央信托、邮政储金汇业两局才开始开始由渝迁沪。

除四行二局外，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还成为其它外地各类银行内迁的最大集聚地。对于上海和其他沦陷区金融机构而言，重庆不仅仅是国统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有利的投资场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许多外地银行，如号称“北四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银行，号称“南四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以及新华信托银行等等，纷纷来渝开业。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1942年4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令全国各商业银行，凡总行或总管理处在沦陷区的必须移设后方，指定重庆、昆明、桂林三地任各行选择。这更是促进了沦陷区银行的内迁，据1943年7月重庆市各银行注册一览表的统计，已向政府注册的银行共计70家，其中属于内迁重庆的外地银行情况如下：

上表可知，到1943年7月，外省迁往重庆的商业银行、省地方银行共计33家，占当时在重庆注册银行70家的47．14%。

战前重庆保险公司，仅寥寥数家，且大都操纵于外商之手，如太古、怡和等洋行均设有保险部，他如金星人寿保险公司、天一水火保险公司，则时起时歇，仅太平，宝丰等华商经营保险公司，艰难支撑。自抗战发生，国民政府迁都后方以来，工商业及运输业，均较前发达，重庆即成为保险业的中心地，据1943年的统计，国人经营的保险公司，已有21家，在此21家之中，其为总公司者12家，为分公司者8家，另1家为代理处，其中人寿保险3家，简易寿险1家，人寿兼产物保险1家，盐儎保险1家，产物保险15家。截至1944年底，保险事业相继设立，已增达53家，计外商保险公司3家，(此3家之业务均陷于停顿状态)，华商保险公司50家。至于战时在重庆建立的信托事业，仅有中央信托局与中华实业信托公司2家，而银行附设之信托部，则多达38家。

重庆本地金融机构的迅猛发展。战时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还体现在本地金融机构票号、钱庄与银行的空前发展。尤其是本地银行的开办，是重庆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战前的重庆就已经是四川甚至是西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在四行二局等国家银行与大量沿江沿海商业银行的内迁带动下，重庆本地的各大小银行也纷纷发育起来，据1939年12月7日《商务日报》刊载消息，当时重庆共有大、小银行30余家，加入银行业同业会者23家。可以说这时的重庆已经是整个西南地区的金融中心。到1943年7月，在重庆注册的银行已达70家，其中，37家为本地银行，占62．86%。其时，票号、钱庄、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现陕西路、打铜街和道门口等朝天门地区一带。因为朝天门港乃重庆转口贸易的核心，商业和金融业网点的密集程度在重庆市内居于领头地位。

从战时重庆银钱业的整体发展来看，截至1943年底为止，渝市共有各级政府银行19家，其中国家银行总行4，省银行总行2，其余13家则为各省地方银行分设重庆之分行或办事处；而战前则仅有国家银行分行3家及省银行总行1家而已。就商业银行钱庄而论，渝市有商业银行50家，银号与钱庄34家，其中总行在渝之商业银行计39家，钱庄中则仅有2家系外埠分设渝市之分庄；综计84家行庄中，战前设立者19家，抗战以后成立者65家。如并入总行在渝之各行在本市之分支行处计算，则更足以显示抗战以来重庆市银钱业蓬勃发展之一般趋势。以下统计中可清楚显现：

上表中的数字包括了各行分设于重庆市的分支行处在内，无论是国家银行、商业银行还是银号钱庄，都呈现出逐年递增，到1943年底的59家政府银行中，计国家银行4，支行2，办事处18，分理处8，简易储蓄处7，及省银行总行2，办事处18；1943年年底的75(表中是75家)家商业银行中，计总行39，分行处25，及外埠银行分设渝市之分行处11；钱庄改组银行的1938年、1941各1家，1942年3家，1943年11家。

总之，在抗战爆发前，重庆银行钱庄合计不过20余家，至抗战结束的l945年8月底，重庆已有政府金融机构、省市县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共94家，另有银公司、银号、钱庄及信托公司等24家，外商银行2家。而且，战时重庆金融业一般在外埠设有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从整体上看，重庆金融业已具有了跨地区的影响，重庆是国统区资金融通与划拨的中心，是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的形成还必须要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育与完善，也是重庆金融中心形成的集中体现。抗战爆发后，重庆的金融市场发生了极大变化，原有的证券市场停业了，票据市场重新改组了，在新形势下，重庆的内汇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新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与黄金市场。

战前运行良好的重庆证券交易所在“八一三”战事爆发后，即奉令停市，此后，虽然国民政府在迁都重庆后，政府与经济、金融、社会各界对于后方证券交易所的重建不遗余力，并引发了一场是否建立以重庆为首的大后方证券市场的争论，但最终由于战时的特殊环境，这一愿望和目标因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实现。

重庆票据市场由于受战争因素的影响，1937年10月中国银行停止办理转账事宜，各行庄折款均不易还清，发生风潮。重庆市政府出面维持，准令差额行庄以财产担保，另组银钱业联合准备委员会，发行代现券作为差额之用，转账机关改由四川省银行及同生福钱庄担任。但代现券之担保品不易变现，其价格与法币发生贴水，于1939年1月停止发行。票据交换工作因差额抵解困难，陷入停顿状态。此后，虽然恢复票据交换的呼声不断，但仍未实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24日，财政部函请中央银行筹备恢复重庆市票据交换制度：“重庆现已为后方金融重心，亟应提倡行使票据以期金融市场得以正当发展而逐渐取消比期存款之高昂利率，兹拟于三十一年一月(1942年1月)起开办票据交换所以实现上述之目标。……所有开办重庆市票据交换事项，应请贵行克期实行，……以利金融。”经过筹备，1942年6月1日，战时重庆票据市场在中央银行的组持下正式开始交易，参加交换之行庄，计有银行36家，钱庄33家，共69家；其后各行庄陆续加入，同年12月底增为银行45家，钱庄43家，共88家；1943年12月底银行增为58家，钱庄中因一部分已改组银行，减为32家，共计有交换行庄90家。1943年4月2日，财政部公布《非常时期票据承兑贴现办法》，指定在重庆、成都、贵阳、桂林、昆明、衡阳等19个地区实施。以推动票据承兑贴现业务的开展。

重庆内汇市场在抗战时期也得到进一步扩展，由于国民政府金融中心的西迁，重庆发展成为大后方的汇兑中心。1943年5月，重庆各行庄向国内城市如成都、昆明、内江、万县、衡阳、沪县、三斗坪、柳州、广东、贵阳、上海、江津、宜宾、西安、梧州等地汇函资金4．81亿元，同期由外地汇入重庆的为3．72亿元，当月共计调动资金就达到8．53亿元。

战时的重庆外汇市场从无到有，“太平洋大战爆发，沪港相继沦陷，后方各大都市经济上金融上皆与沪港绝缘。渝市金融市场更因之而发生绝大之变化，此后申汇与港汇之行情不复存在，汇兑方面一以内汇为主，而平准会亦改在内地供给外汇，渝市金融市场将代沪港而为全国金融中心矣。”可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和香港的法币外汇市场均告结束，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所在地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唯一进行外汇决策及操作的城市。

战时重庆虽无专设的黄金市场，但其交易却十分活跃。其活动中心，主要在银行公会大厦的营业厅，每天上午9时到10时，下午1时到2时，是市场交易的集中时间。在重庆，从事黄金交易的，有银楼、行庄、字号、帮客、掮客等，在帮客中又有西安帮、昆明帮、汉口帮、江浙帮、本地帮的区别。尽管国民政府反复无常，对黄金买卖时开时闭，但黑市买卖终难禁止，只是交易地点时而场内时而场外而已。

此外，战时重庆新增金融服务机构，中中交农四行在重庆设立了联合征信所，为四川和大后方其他各地工商业提供经济信息和咨询服务。

总之，抗战期间，随着国民政府政治经济中心的西迁，重庆在原有本地银行的基础上，又迎来了大批内迁银行。极盛时期，重庆的金融机构达到160多家，不仅有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商业银行以及钱庄、银号、保险公司。外商银行的汇丰和麦加利也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它们共同汇成了重庆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一个门类众多、体系完备的金融市场，于是战时大后方重庆金融中心地位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