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重庆开埠史》初版出版40周年。

在这个重庆城市史学术研究很有意义的日子，各方面的同仁们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和座谈，非常有意义。

我发言的主题是“《重庆城市史》对于历史科学的价值”。这个题目很大，很有挑战性，也很有意义。

最近几年，学术界在历史研究和问题意识方面有一个明显的转向。这个转向就是在继续进行具体问题深入研究（碎片化研究）的同时，开始热烈地讨论宏观性的史学问题，如中国知识体系问题。

下面，我将就《重庆开埠史》在中国近代史、中国城市史三大体系中的价值，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批评。我们将从马士谈起。

一、从马士谈起

在历史学三大体系中，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文本呈现方式。

就中国近代史而言，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是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石或基础,包括中国近代史分期、主要线索、评价等。

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是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包括资料建设、研究方法和手段（如区域史方法，总体史方法，现代化研究方法、城市史研究方法等）；话语体系表现为论著、教材等方面的呈现和传播。

时间跨度约110年的中国近代史，其知识体系或三大体系由马士在开创性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本)中提出来的。该书每一卷所论述的主题都是中国失败过程的一个阶段。三卷的标题分别是《1834-1860年抵抗时期》《1861-1893年屈从时期》和《1894-1911年被制服时期》。

马士构建起来这样一个中国近代史知识体系，曾经长时间占据中国近代史学知识体系的主流位置。《五四宣言》的起草人，以民族主义著称，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也步武其说。罗家伦在1929年1月18日《对于中国近代史应有的认识》说：

近百年来独殊之近代史，吾人所以研究此者，盖以与吾人最亲切，最有关系，且其变化兴替，以时间言之，多居最近，诚如吾人之眼见者，在此一时期内，又可分为四时期。自一八三四年至一八六O年为冲突时期，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五年为屈伏时期，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一九年为乞怜时期，一九二O年至现在为国民革命时期。总观以上之四种时期，实开始于一八三四年之鸦片战争，而为沟通中西交通之始。（罗家伦先生纪念文存编辑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台北：“国史馆”，1988年，第37页）

与马士的表述相参照后不难发现，罗家伦的表述只有极其微小的变化。

费正清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在他赴英国的轮船上，经人推荐阅读的正是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他说：

我注意到，1874年哈佛大学毕业生马士在成为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史学家之前，曾经在中华帝国海关总署工作了35年。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的序言中，马士说他一直计划用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 Sir Robert Hart)的日记来写海关历史，但是赫德的后人拒绝了。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我不得不通过伦敦的英国外交部的信件来接近中国，并且我决定将这种特殊的中英机构—中国海关作为我研究中国的出发点。（［美］费正清著：《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6-27页。）

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也称：“马士的权威著作《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史》(1910-1918年版）是西方人研究中国的一部奠基之作。马士最杰出的后继人是费正清。“”（［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可见，马士开创所的中国近代史知识体系，其影响非常广泛的深远。

经过一代又代学人的努力，中国学者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知识体系。其中有代表性有蒋廷黻的、陈恭禄、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白寿彝等人的中国近代史知识体系。

二、《重庆开埠史》与重庆近代史知识体系建设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经济史、城市史、社会史领域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知识体系建设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正是这个学术潮流中诞生了《重庆开埠史稿》和《重庆开埠史》。

我个人认为《重庆开埠史》对三大体系建设即知识体系或科学体系建设，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抓住改天换地和改朝换代的重要历史时段，解决了关键问题

重庆开埠对川渝地区或长江上游而言，是一个改天换地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最惠国待遇的规定，日本在《马关条约》和重庆获得的特权，西方列强也可以享受。因此重庆开埠的影响又不仅仅局限于长江上游或川渝地区。武昌起义为何能爆发和成功，应为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武汉的新军被抽调出来到四川镇压，结果造成武汉清军的空虚。四川为什么会爆发保路运动，一个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严重受损，一个是民族主义的高涨。这个与开埠带来的新知识有关。试想一想，如果没有开埠，没有开埠后新知识的传播，邹容能写出那样洋洋洒洒的《革命军》吗？

第二，做出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崭新论断，为重庆城市史学术体系的建立开辟了新的道路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我们不断遭遇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而侵略我们的西方列强同时又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现代化国家。日本、沙俄作为成功的现代化后来者，也是对华侵略的后来者。甲午战争的炮响，给中国送来巨大的民族灾难，也送来了日译的各种现代知识以及民族主义等等观念。从邹容的情形看，也给重庆送来了西方现代民主思想。对于此种情形，书中采用直抒胸臆、两分法、“寓论断语于叙事之中”等史学方法，很好地呈现了重庆开埠后重庆社会的巨大变化，为重庆城市史知识体系的建构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第三，作为最早的史学文本，对于历史学科话语体系的价值 文本话语建构

所谓“元历史”，非常重视历史学家的语言如何将他们的研究对象转变为历史话语的这个过程。尽管“元历史”的理论主要被文学界而不是历史学界认可，但该理论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论著的独特视角。

《重庆开埠史》实现了从文字史料、图片史料、遗址遗迹等历史元典文本到重庆近代城市史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文本构建，从而成为此后相关学术研究、影视作品、宣传教育等领域相关活动和作品的学术依据和话语依据，其重要性和价值自不待言。

三、新时代再出发

历史已经进入到了新时代，也对历史学提出了新的期望。

在《重庆开埠史》第三版前言中，周勇教授表示自己“70岁的第一个梦想”，是要借《重庆开埠史》出版40周年的契机，带领年轻学者为骨干的团队，开启《新编重庆开埠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力争再创一部学术精品，献给未来的40年。

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能实现这个梦想。

我们期望《新编重庆开埠史》，能够在《重庆开埠史》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为历史学，为中国近代史，为重庆城市史的三大体系，为中国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做出新的贡献，不断开拓出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