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飞宇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1331）
注：本文曾以《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曾三次为冯玉祥讲学》为题，发表于《红岩春秋》2021年第8期。发表时因版面限制，略有删改。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字永锡，号鹤鸣。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编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宣传委员、中央委员。1923年退党。1938年春，被聘为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0月9日，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李宗仁为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研究员有李达、夏衍、范长江、柳亚子、何香凝、欧阳予倩、千家驹、胡愈之、李四光等。此后，应冯玉祥之邀，主持其研究室工作，并短时间寓居重庆。
李达为冯玉祥讲学，史称三次。第一次是泰山讲学。1932年5月，李达受党组织委托，到山东泰山给冯玉祥讲授列宁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期两个月。冯玉祥赞其“内外如一，实堪敬佩”（1932年9月12日日记）。第二次是张家口讲学。1933年5月，李达再次受党组织委派，前往河北张家口为冯玉祥及其研究室讲学，说服冯玉祥联共抗日。第三次是重庆讲学。其有关史实，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宋镜明《李达传记》云：一九三八年冬，冯玉祥路过桂林，邀李达同去重庆。冯玉祥和李达经贵阳，于次年一月到达重庆，住在南温泉。按蒋铁生编着《冯玉祥年谱》，1938年10月上旬，蒋介石派冯玉祥到湖南、贵州、四川各省检阅补充兵部队。11月10日至年底，继续率众到湖南、广西、贵州、四川检阅部队。11月12日十一点五十分，冯玉祥抵桂林。晚七点，李达、千家驹即来访，“谈大局”及冯玉祥“在军事会议中之提案”。次日黎明，冯玉祥接李达一函，内容是因谈话触发而对时局所表达的几项意见。阅后，冯玉祥感叹：“李先生真是一位爱国的学者。”14日，冯玉祥请赖亚力与李达商谈二事：“约李先生同行”“约李先生同研究”。后回复说：“鹤鸣先生很乐意，但是明日一同动身，怕来不及。”故此番李达并未与冯玉祥同行，而冯之日记亦无相关记载。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督练区督练长官，指定其督练驻重庆附近的第三十六军、驻贵州的第九十九军和驻鄂西地区的第九十四军。2月中旬至5月初，冯玉祥率队先在重庆附近，又到贵州的遵义、贵阳、筑垣、息烽、桐梓，后又回四川的万县、巴东、宜昌、奉节，再到沙市等地督练新军。在筑垣，李达、邱砚章于3月1日晚六点三十分来谈，七时会餐。彼时，李达正执教于贵阳。3月8日上午七时半，“李达先生来见，临行我请他赴渝暂住，为我研究学问，承允诺将随同回渝。李走后着（冯）纪法奉送二百元，将来按月如此”。3月11日下午四时半，李达开始为冯玉祥讲解“唯物论之伦理学研究”，至六时始毕。此后12日、13日、15日、16日、18日、19日、20日，李达均曾为之讲授《伦理学》。21日，冯玉祥一行离开贵阳，于23日返回重庆。李达同车抵渝。据此来看，《李达年谱》（周可、汪信砚着）所谓1939年“2—8月”，李达“只身前往重庆，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讲授‘辩证逻辑’”，并不准确：一是李达到达重庆的时间，是在1939年3月23日；二是李达为冯玉祥讲学，应始自贵州。同时据武纡生回忆，李达是“偕夫人（即王会悟）、三个子女以及经中共贵州省工委同意的武纡生一起随冯玉祥将军到重庆”，是否“只身”，也还存疑。
李达到重庆后，在武纡生的回忆中，“一家安排住在畲（余）家祠堂”。按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1946年8月25日作于陪都），“由冯玉祥将军聘为研究室主任。那时研究室研究员，有赖心（兴）治（赖亚力），武吁（纡）生，胡守愚诸先生”。而“冯将军的官邸在重庆巴县中学（简称巴中）内，为了避免空袭”“另有私宅在离重庆七十里外之陈家桥，研究室则设在南温泉乡下”。6月20日，冯玉祥将陈家桥的房舍，正式起名为“抗倭庐”。
先来梳理一下李达在重庆的生活与工作。1939年5月3日，冯玉祥督练新军后回到重庆。5月7日午间，即在“巴中办事处”“同老舍、何荣、李达、胡守愚四位会食，谈市民防空演习应多学训练，免得牺牲。又说到党政人员训练班之谈话”。
5月15日九点，冯玉祥在土桥镇余家祠堂，集合杨成之所率督练人员，“听请李鹤鸣先生讲抗战新阶段中之展望”，李达“阐述颇详”。5月26日午十点，“五·二六”察省抗日同盟军纪念日会（即察省抗日同盟军成立六周年大会），在余家祠堂举行。刘允丞、王励斋、邓鉴三、邱砚章、杜湘、张省三、余心清、李达并研究室赖亚力等，以及督练人员和手枪营全体官兵共约五百余人参加，冯玉祥任主席，“报告开会意义”。5月30日九时，冯玉祥又“邀李达、陈天秩与赖兴治、杨伯峻等数先生谈”。所谈内容，一是“着手编着小册子数种”“阐述蒋委员长南岳训词”“十二条纲领”“着重在实行实践实作实干之精神”；二是“前次与此次国防会议军事外交报告之比较”。前次何应钦“报告军粮仅敷六月之用”，孔祥熙“大骂苏联等”“殊足令人丧气”。而“此次军事报告，襄樊大捷，王亮畴（王宠惠）部长报告外交，苏联助我甚力”。两相对比，“耐人寻味”。
李达主持研究室工作，首先是建章立制，并呈冯玉祥定夺。6月7日，冯玉祥致书李达，对其构设与计划，表示“莫名钦佩”，认为“研究室简章尤为允当”，恳请李达“设法近日开始进行”，并“交李副官景合照办”。6月10日，冯玉祥又嘱李达“放手点办”。
其次是招才荐贤。李达曾先后介绍胡守愚等五位人员来研究室工作。此五位均为李达“后生”，时在成都各地任职。如5月7日，介绍胡守愚来巴县中学，冯玉祥“谈话后知其为福建人，是清华大学先进、李先生弟子，南洋《新加坡日报》之主笔，去年返国为祖国抗战而奋斗”。5月31日，介绍褚道庵来余家祠堂拜见冯玉祥。6月14日上午，天阴下雨，冯玉祥在余家祠堂，与李达畅谈时局，讲述汪精卫“所作的无耻勾当”及其“作汉奸前的前前后后”；再则是蒋介石当众云“钱大钧爱财如命”，恐其前途不容乐观。冯玉祥认为，“对日抗战前，若能与俄国订军事同盟，则必为所助”。李达则指出，现在只注意到军事建设，没有看重政治上的建设，“应有成绩并考查之”。午饭前，李达介绍北平大学学生张天民来，冯玉祥即将青年团的情形对他进行了分析。
李达又曾引介同道为冯玉祥讲学。主要有两次：一是7月3日，介绍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尹文敬，从即日起为冯玉祥定时讲授“中国的财政问题”，至7月12日结束。二是代邀朝阳学院教授邓初民、黄松龄，分别为冯玉祥讲授“政治学”和“经济学”。时朝阳学院在成都新南门外法云庵。1941年7月，迁至重庆附近的巴县兴隆场，以申氏宗祠和惠民宫等庙宇为校址。
1939年7月30日晚八点，邓初民、黄松龄到达巴县中学。翌日，“即由赖心治，胡守愚两先生陪往南温泉，当夜遇到空袭”，遂“驾小舟避于山溪深处”，李达“第二天才由南温泉乡下来市上见面”。“在南温泉小住三日，又回重庆，翌日再由赖心（兴）治先生陪往冯将军之陈家桥私宅。”8月4日十点半，李达与邓初民、黄松龄到达抗倭庐。冯玉祥“略谈即请其在本院住下，并派人照料之”。讲学自8月6日开始。晨六点半，由邓初民讲“中国民权问题”；下午四时至六时，则由黄松龄讲经济学。8日与9日，又由两位教授分任上、下午的讲学。11日七点至九点，由邓初民讲书。课后，冯玉祥和邓初民、李达、吴组缃等谈话，言及10日在重庆开常务会议，白崇禧出席，报告前方军队的情况。邓初民说：“八路军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能打胜敌人的缘故，就是官兵一心，军民一致，所以现在一般有知识的青年们都欢天喜地地参加这个团体。”12日，黄松龄的经济课结束。13日七时至九时十五分，邓初民讲政治学。课后，冯玉祥谈及“萧振瀛之卖国阴谋及孔庸之（孔祥熙）报告之困难事”。16日晨起，为黄松龄、邓初民各写对联一幅。讲学遂告结束。
对于这次讲学，邓初民在回忆中说：
我们每天上午讲课，下午休息，冯将军率领他的卫士等若干人，每日听讲，李达先生亦在座侧耳倾听，我与黄教授各占一上午，亦互听，互讲，如此在陈家桥差不多住了一个月。冯将军自奉甚薄，而待客则很丰盛。每餐备鸡蛋、鸡肉，猪、牛肉，甚至每天派人到北碚挑西瓜来消暑。我们每日下午休息时间，上下古今，谈锋甚健，李先生尤诙谐百出，从抗战期间的腐败黑暗到个人私生活的苦乐滋味。彼时住在陈家桥和我们共同起居饮食生活的，还有一位吴组湘（缃）先生，时为冯将军整理《我的生活》初稿，因而他对于冯将军的轶事，掌故，记得很多，一庄庄（桩桩），一件件，说起来令人不知疲倦，有时捧腹大笑（吴先生现任中大国文系教授，已与冯将军一同赴美）。冯将军高兴时也来参加，亲口作他的生活自述，有时令人伤感，有时令人振奋。
关于北碚西瓜，亦可见于冯玉祥日记。8月2日，“游俊杰由北碚归来，买来西瓜百个，甚为甜美，即派人送白健生（白崇禧）、李任潮（李济深）先生各十个，张文白（张治中）、梁寒操、王昆仑先生各五个”。8月14日，去菜园地看张自忠时，又送西瓜二十个。剩余的部分西瓜，可能就从巴县中学运至陈家桥，以作“消暑”之用。
重庆时期，李达是否曾经为冯玉祥讲学，《冯玉祥日记》并无记载。但据武纡生的回忆，“1939年4月开始，李达每周给冯玉祥讲一次唯物辩证法理论课，除冯玉祥外，听讲的还有秘书赖亚力，副官赵力钧、周茂藩、武纡生等30余人”，总计讲课有“七八次”。后之所以中断，主要原因是“由于日寇飞机对重庆空袭日渐频繁”，冯玉祥“为安全时常变换住处”。不过，如前所述，1939年4月间，冯玉祥因督练新军，尚辗转各地，故此说不可完全采信。宋镜明《李达传记》则说：李达备课非常认真，“七、八月间，重庆酷热，他身穿背心，甚至打着赤膊，一字不苟，赶写讲稿”。由此可见，李达为冯玉祥讲学，是在1939年的“七、八月间”。不过，此间已先后有尹文敬、邓初民与黄松龄的讲学，安排原本非常密集，若再添李达课程，时间恐难调剂。
1939年9月，李达离开重庆。《冯玉祥日记》未能呈现有关事由（日记或未记，或因编者精选而遗漏），邓初民则有如下忆述：
不料他把我和黄教授请到重庆来的时候，就正是他预备离开冯将军的研究室，离开重庆的时候。他离开时，留下一封长信给冯将军，原稿他给我看过，写得很好，对冯将军有许多宝贵的建议，据说：冯将军读过这封信后，把有些地方加以浓圈密点，有些地方还加上顶批。说道：“这真算得我的箴言宝典，我要置之座右，我要终身不忘。”然因李先生去志甚坚，冯将军虽嘉其言而不能留。本来他离开冯将军的研究室，也不一定就要离开重庆，在重庆还有他新贵的朋友，北平大学的旧同事，例如那时又是参政员又是什么参事室的参事的陈某（按：应即陈豹隐，第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很可能在重庆替他找一个栖身的位置，如李先生肯屈就，即作一名新贵也不难，但据他说到重庆来就根本没有跟这些家伙多见面。李先生是有他一贯的信念并崇高的自尊心的。在抗战未爆发前，他亦曾奉召庐山面过圣，结果在抗战初期产生的国民参政会，他都没有以名教授，大学者的资格被征用，或即由于面圣时，奏对不称旨使然。这样，李先生就从冯将军的研究室离开了，也从重庆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