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潘洵

摘要：“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为准备对日作战，国民政府经历了由经营西北后方根据地向以西南为重点的战略大后方的转变，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式确立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此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动，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宣告结束。并在此基础上，从“价值”、“空间”、“时间”三个维度初步探讨了“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关键词：抗日战争；战略后方；形成；演变

战略后方是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即是抗战时期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关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问题，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迁都重庆和四川及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择定。毫无疑问，迁都重庆和四川及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择定是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形成和演变的重要内容和发展阶段，但却不是其全部。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和演变，既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和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本文主要围绕蒋介石的相关言行，对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和演变作一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外延作一初步探讨。

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变化

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抗战大后方的重心一直放在四川和西南地区，四川和西南地区也为支持和支援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此种情况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开始有所变化：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由此前注重后方建设、自力更生为主逐步转变为重点依靠外援争取抗战胜利；另一方面，由相持阶段前期重点加强西南大后方建设逐步转向关注西北地区的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分析了整个战争形势与国际形势，认为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因为中国地广人多，山川险阻，适宜于持久战；但又由于日本的国力强大，超过中国许多倍，并经过了长期准备，而中国国力孱弱，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所以，中国单独对日作战要取得胜利则困难很大，必须借助于国际力量；从国际形势看，中日战争不是孤立的，日本对华大规模侵略也侵犯了其他国家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必然引起他们的极大关注，尤其是美苏绝不会坐视观望，这就使得中国争取国际力量援华抗日成为可能。有鉴于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持久消耗战略，组织有限抵抗，拖住战局，以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另一方面则加强西南后方建设，培育抗战国力。

１９３９年９月欧洲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的这一变化曾一度让蒋介石非常乐观，认为“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有大变化矣……如我能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国家必能从此复兴也”。但形势发展并不如意。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更是喜不自禁，“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中国终由单独抗战进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阶段，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在蒋介石看来，“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业已联成一片，此诚我中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之重要时机”。“今后我国之处世之道，反形简单，即对内建设根据地，对倭更作持久抗战到底，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果而已。”在此形势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均有调整，其大后方战略也在此背景下发生变化。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也曾多方面寻求外交支持，争取外援，但收效甚微。因此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在后方根据地的建设上，尽可能动员后方人力、物力、财力，苦撑待变。但由于国民政府对后方准备本不充分，战时建设又受种种限制，战争的消耗也十分巨大，加之国民政府的政策失误，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西南大后方的种种危机开始暴露。如人力动员方面，由于兵役中的营私舞弊，绑兵、拉兵盛行，军队补充“不仅不能维持原有的战斗力，甚至还不及原有战斗力的二分之一！”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已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生活，田赋征实、征借已使后方民众不堪重负，各项生产能力也难以满足战争的需要。单纯只是依靠西南大后方难以继续维持国民政府的抗战。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便将抗战重点转向了争取外援，而后方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也就相对弱化了。

不仅如此，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迫使法国、英国先后封锁了滇越铁路、越桂公路和滇缅公路，而香港沦陷，缅甸被占，致使西南国际援华陆路交通线完全断绝。而西北地区与苏联之间的陆空运输仍畅行无阻，新疆、甘肃、陕西成为国际援华的主要通道。此外，西北的“资源开发”、“拓殖增产”、“文化再发扬”，“都足以补助抗战根据地西南的不足”。再加之在抗战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西北的“共产党问题”也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一大隐忧”。于是西北的战略地位又变得重要起来。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７日，蒋介石到西北兰州出席兰州各界扩大纪念周时，发表了《开发西北方针》的演讲，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要知道，现在的战争，已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整个世界的战争；因为今日战争，不过是世界战争之一部分，所以中日战争之结束，亦不是中日两国单独可了，而是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我们在这持久抗战，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之时，就格外宝贵目前这个千载难得的时机，尽量利用，加倍努力，来促进各种建国事业的发展。”在蒋介石看来，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建国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蒋介石的倡导下，“开发西北”声势再次高涨了起来，时人称“自总裁于去年冬巡视西北归来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于是随着这样重视西北的号召，怎样开发西北和怎样建设西北的呼声，又响遍了全国而吸住了每个关心西北问题的人们，因为抗战建国到了今天，才正确地明确地决定抗战中建国的根据地是在大后方的西北，这实在是一个有深长意义的抉择和有极大力量的号召。”尤其是蒋介石回到重庆后声称“西南是抗战的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表面上看，蒋介石似乎是对大后方的西南和西北进行了重新的定位，而实质上表明，此时的蒋介石关心的重点已经由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转向了如何在抗战中完成“建国”任务的问题。只是由于抗日战争还在进行，蒋介石还不能在名义上放弃“抗战的根据地”，而其对“西北是建国根据地”的提出，无疑表明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的弱化。而随着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虽然在抗战中确立的重庆的陪都地位还在，虽然蒋介石对四川、贵州等地建设也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从日本宣告终战的那一天起也就宣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