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洵

摘要：拓宽研究视野、转变研究理念和强化史料利用是深化重庆大轰炸研究的重要路径和方法。拓宽研究视野，重点是要由地方视野转向国际视野，由阶级视野转向民族视野，由战争视野转向综合视野。转变研究理念，需要坚持学术标准，注重现实关怀，立足正义立场。强化史料利用，特别要在突出史料的原始性、真实性和全面性上下功夫，通过比较鉴别，尽量接近历史真实。

关键词：抗日战争；重庆大轰炸；视野；理念；史料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吸引国内外多方关注的焦点事件，在当时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南京大屠杀、７３１部队细菌战等其他侵华暴行。轰炸不仅给中国战时首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近４０年间，中国学术界基本没有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研究成果问世。直至抗日战争胜利４０周年前夕，经过有关学者的努力，重庆大轰炸方被列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拟定的研究选题之一。此后，重庆大轰炸的学术研究才正式起步。近３０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重庆大轰炸历史的研究，呈现出逐步深入的总体态势，无论是史料的整理刊布，还是史实的分析探讨，都得到了较大的推进。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日益扩大，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持续拓展，新的历史阐释方法得到运用，人们认识重庆大轰炸历史的深度和广度有了较大的突破。同时，重庆大轰炸研究仍然存在研究成果数量有限，低水平成果重复现象比较严重，真正有开拓性、原创性或确能把相关的史实挖深、把史事说透的论著并不多见；特别是在研究视野、研究理念以及史料的利用等方面还比较严重地制约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显然，认真梳理过去研究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思考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方法，将有益于继续推进重庆大轰炸乃至于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三、进一步强化史料利用

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对于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利用什么样的历史资料，如何鉴别历史资料，怎样运用历史资料，是深化重庆大轰炸研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第一，强化利用史料的原始性。

研究重庆大轰炸的资料极其丰富，有档案资料，有文献资料，也有口述资料，甚至还有图像、影像及实物资料；有中国方面的资料，也有日本方面的资料，还有英、美及前苏联方面的资料。在这些丰富的历史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当时形成的一些原始的资料，如对重庆大轰炸的调查统计，当时重庆市警察局、重庆市防空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以及陪都空袭服务机构的调查，一些事故处理单位报送政府的材料，当时各种报刊的记载等，都是原始的资料。

但在诸多的原始资料中，由于受主客观环境和因素的影响，其史料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原始的史料并不都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因此，在原始资料中又必须充分利用核心原始资料，才可能使我们的研究结果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如对研究日军对重庆轰炸的战略与实施，中国方面也有不少的原始资料，但相对而言，日本方面大本营相关命令和计划及日本陆军、海军航空部队的战斗详报、战斗概报等档案资料价值会更大。而对于日军轰炸造成的损失，在上述各种原始资料中，重庆市警察局、重庆市防空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统计资料无疑是核心原始资料，是在研究重庆大轰炸损失中必须高度关注的资料。而过去的重庆大轰炸研究，对这些原始资料的利用还极其有限，对日本方面的资料还缺乏系统的发掘和利用，对重庆市警察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材料等也重视不够。

第二，强化利用史料的真实性。

无论是原始资料，还是核心原始资料，在研究过程中都不能盲从。原始资料中也有许多不足和不少陷阱，不要轻易相信原始资料或核心原始资料。必须高度重视从复杂的原始资料中进行比较鉴别，利用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史料。要高度重视所利用的资料的真实性。如关于重庆市遭受日机轰炸的损失调查，主管空袭损害调查的重庆防空司令部的调查统计应当是最权威的。长期以来，研究者也比较多地利用档案资料相对齐全的重庆防空司令部的调查。但通过比较防空司令部与其他方面的调查统计，发现防空司令部的调查统计有时存在大量遗漏。如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的报告，在１９３９年５月的全部四次轰炸中，尸体掩埋的数量即达到４７５５具（包括因伤致死的５２４具），其数量超过重庆防空司令部对这四次轰炸的死亡统计，其统计的１９３９年“五三”、“五四”轰炸造成人员“死亡４５７２人，受伤３６３７人，炸、焚毁房屋１９４９幢”，远远多于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数据。１９４０年７月３１日轰炸的调查，防空司令部对轰炸市区和北碚的调查为投爆炸弹１５２枚、燃烧弹５枚，造成死亡１７人，受伤６８人，损毁房屋３２栋５１间，木船２５只［２］，而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事后调查为投爆炸弹３２０枚，燃烧弹８枚，死亡人数为６２人，受伤人数为２２６人，建筑物损毁９０栋又３５４间及木船４７只。卫戍总司令部调查比防空司令部调查投弹多１７１枚，死亡多４５人，受伤多１５８人，房屋等损毁多５８栋３０３间及木船２２只。

事实上，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一方面受调查时间的限制，有的是在轰炸后的第一时间调查的，有的又是在事后几天统计的，必然会出现调查数据的不同。同时，不仅调查工作受到调查人员人数、素质的影响和调查条件的制约，而且只能进行现场调查和户口清查，调查工作难度很大，遗漏较多。因此，在研究中必须从复杂的史料中比较鉴别，利用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史料，才能还原历史，接近于历史真实。

第三，强化利用资料的全面性。

单一的或片面的原始资料往往离历史的真实很远，必须利用全面的历史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才能重现历史真实。

如对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３日轰炸市区损害的调查。重庆市警察局的调查造成１１人死亡，１２人受伤，损毁房屋４１９栋。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造成１３人死亡、１２人受伤，损毁房屋３９６间、木船８只。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造成２５人死亡，４７人受伤，其中小龙坎岩上防空洞口即死亡８人，受伤１７人。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当日通报，死亡２２人，重伤２３人、轻伤３５人。各机构的调查情况差异较大。我们必须对各种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从档案形成的时间来看，警察局的调查、防空司令部的调查和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的通报，都是在当天形成的，而卫戍总司令部调查形成于８月３０日，考虑到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当时通报的２２人死亡和５８人受伤，卫戍总司令部调查的数据应更为可信。

从总体而言，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统计是较为全面的，但要重现历史的真实，也不能完全局限于这些材料，而必须掌握全面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

日机的轰炸是造成重庆大量人口伤亡的根本原因，但也与重庆防空司令部主持的防空建设与管理有一定的联系。如轰炸时多次发生的防空洞坍塌致人死伤事件就与防空洞建设质量有关，而在空袭警报时期防空洞内发生的相互踩踏与窒息致人死伤事件，又与防空司令部的管理有关。据重庆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胡伯翰讲，“因不入洞躲避而炸死的人固然不少，因防空洞抗力薄弱，洞口过少而封闭致死的，亦实居多数”。而这些死亡人数，当时绝大多数都未能统计在轰炸损害之中。

１９４１年７月５日，纸烟公会防空洞中弹，造成５人死亡，３６人受伤。但在防空司令部和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中均没有统计。７月８日双溪沟防空洞和黄家垭口防空洞被炸，分别造成５３死８５伤和２６死５６伤，但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当日的所有伤亡调查统计只有３３死８３伤，从表列投弹地点看，就根本回避了两处防空洞的伤亡调查统计。８月８日，市区下南区马路第１４３号公共防空洞被日机投弹正中洞顶，大石垮塌造成６０人死亡，伤数十人，而在重庆防空司令部的当天调查中只有１４人死亡，３２人受伤。８月１３日，神仙洞街１８０号防空洞被炸，死亡１７７人，重伤１６７人、轻伤１７２人。而防空司令部当日的调查死亡人数仅为死亡１３０人，伤１２５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和利用资料，以补充和校正即使是核心原始资料也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