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首先移驻重庆

国防最高会议结束后，林森便率领文官、参军、主计三处人员８００余人乘车前往下关海军码头，于深夜林森乘“永绥”炮舰，其他随行人员则乘“龙兴”号轮船离开南京西上重庆。２０日，船到汉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２２］林森等人的先行西迁揭开了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这一伟大壮举的序幕。

此时重庆已经作好迎接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到来的准备。四川省主席刘湘早在１１月２０日就给林森发电表示欢迎国府来渝：“顷读我政府宣言，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移驻重庆。有此坚决之表示，益昭抗敌之精神，复兴既得根据，胜算终自我操。不特可待国际之同情，抑且愈励川民之忠爱。欣诵之余，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伏乞睿鉴。职刘湘叩。”［２３］２６日，林森座船驶抵重庆。１２月１口，迁都后的国民政府即在重庆大溪沟四川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正式办公。

（二）国民政府各部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外交使团迁入重庆办公

由于重庆远在西南，沿江溯流入渝，迁徙路途遥远，加上战时条件艰难，政府各部门到渝和办公时间则很不一致（表１）。如国民政府财政部、外交部、内务部于１１月２６日开始在武汉办公；行政院则因只有参事１人、秘书１人到达重庆，大部分职员及重要长官或在途，或尚在汉，行政院文件和电报等仍暂转汉。［２４］内政部也“于（１９３８年）本月１２日到达重庆，择定通远门外新市区一四八号，为办公地址。即于１７日开始办公”。［２５］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未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重庆、武汉两处兼顾办公。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庄及中央委员丁惟汾、吴稚辉、钮永健等率中央党部职员４０余人抵达重庆。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２日下午四时，国民党第五届七十三次中常会首次在重庆召开。此后一段时间内，国民党中常会亦多次在武汉召开，一直到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１日，才恢复在重庆上清寺中央党部召开国民党第五届八十八次中常会。［２６］

外交部第一批人员到达重庆的时间是１９３８年初。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及部分外交要员也因蒋介石等主要军事指挥者尚在武汉而留汉，直到１９３８年夏，所有外交人员才迁渝办公。而驻华大使以及使领馆到来则要艰难得多。在外交意义上首先到达重庆的外交官是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卢干滋。为了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国书，卢干滋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９日由武汉飞抵重庆向林森递交了国书，旋又返回武汉。最早到达重庆的是美国驻华使团。美国使团在驻华大使詹森的带领下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８日清晨到达重庆。五天后，法国使团乘坐法船“福源”号抵达重庆。１９３８年夏，驻武汉的外国外交官开始大规模撤离，前往重庆。苏联使团则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０日乘车进入重庆。英国使团来渝较迟，直到武汉沦陷六天后，英使团才乘坐“猎鹰”号炮艇抵达重庆。截止到１９３８年，美国、比利时、英国、德国、意大利、苏联大使馆及荷兰公使馆均在重庆设立办公室，其中美国、苏联大使常驻重庆。［２７］外交使团到来，既是国府迁渝必有内容，也说明各国对迁入重庆的国民政府的外交认同，以及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

尽管当时中国政府最高行政机构已在重庆运转，但国民政府多个部门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事务性工作仍然是武汉与重庆两地兼顾。国民党中央绝大多数部门，特别是军政、外交、财政、经济、内政、交通部等重要职能部门，都暂时迁到了武汉或长沙等地，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白崇禧、孔祥熙、陈诚、张群、徐永昌等国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也均齐集武汉。这一时期的武汉实际上成了中国战时的指挥中枢和政治中心。直至武汉沦陷，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及战时指挥中心才完全迁入重庆。

（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入驻重庆

１９３８年夏，日军沿平汉铁路与长江沿线进逼武汉。７月１７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紧急命令驻武汉各机关５天内全部移驻重庆。到８月４日，驻汉口各行政机关全部迁移完毕。与此同时，军事委员会原定前往长沙，后转向湖南南岳衡山。９月下旬，驻武汉各军事机关陆续向湖南南岳等地迁移。武汉失守前夕，迁移工作完成。蒋介石１０月２４日离开武汉，飞往湖南衡阳。随着日军进逼长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１１月中旬正式决定驻南岳各军事机关经由桂林迁往重庆。

１２月１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关到达重庆，并就移渝办公致电重庆市政府：“本会现已移渝，于本月一日开始办公。”［２８］１２月８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最高军事机关及其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到来，重庆遂成为中国抗战军事指挥与活动中心，标志着战时中国首都职能从南京经武汉到重庆的战略转移完全实现。

（四）中共代表团迁往重庆

中共代表团作为中共与国民党联系、合作的重要机构，也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完成了战时西迁入渝任务。作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战最前线。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日军进攻南京趋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代表团进驻武汉，代表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协商两党合作事宜，代表团主要领导成员是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团始终驻守在武汉抗战一线，同国民党中央当局一起坚守武汉。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及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暂时在湘，代表团也就同期留湘，表达了中共坚定的抗战决心。直到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周恩来遂于１２月２６日前后离开桂林，赶到重庆，中共代表团也正式进入重庆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于１９３９年１月，在重庆组建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为维护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这标志着战时首都重庆成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２２］林森．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Ｎ］．中央日报，１９３７－１１－２１（２）．

［２３］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上册［Ｍ］．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１９７４．

［２４］刘湘．四川省政府为欢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致林森电（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Ｇ］∥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５］内政部．呈报本部到达重庆择定部址及开始办公日期［Ｇ］∥民国时期内政公报三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Ｇ］．影印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７］周勇，张克雷．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１９３８－１９４６）［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８］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移渝办公致重庆市政府函（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日）［Ｇ］∥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１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