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 汪浩|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与实施(五)重庆获得与战时首都地位相称的行政建置
周勇 汪浩|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与实施(五)重庆获得与战时首都地位相称的行政建置

周勇 汪浩|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与实施(五)重庆获得与战时首都地位相称的行政建置

2021-12-26 来源: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重庆的行政建置与其担负的首都功能极不匹配,因此调整重庆行政建置提上了日程。

(一)国民政府行政院对四川省辖之重庆市“准援照直属市组织”

重庆于1929年正式建市,为四川省辖市。国府迁都重庆后,随着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及最高国防军事委员会的到来,重庆城市建置规模与行政级别逐渐上升。1938年初,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景伊等21人向当局建议改重庆为甲种市,直隶行政院,得到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认同。1938年9月,行政院同意了孔祥熙提出的关于改重庆为甲种市的提案,“本院第384次会议,院长提议重庆市准援照直属市组织案,当经决议‘通过’。”[29]

随后,重庆市政府即遵照行政院通过《重庆市准援照直属市组织案》要求,渐次扩大市政府组织,除保留原有警察局外,增设社会、财政、工务、卫生等局;并依据市组织法,重庆市会计独立,税款除营业税外,均划为重庆市财政收入,同时中央还给予重庆市相应补助。在行政隶属上可以直函行政院备案请示,但仍属于四川省政府管辖:“该市仍隶属为四川省政府。惟为增加行政效率,以赴紧要事功起见,该市政府遇必要时,得径函本院秘书处转呈核示。”[29]

(二)国民政府行政院定“重庆市为直属市”

随着国民政府各机关团体、工商组织以及各国使领馆相继迁渝,致使重庆外来人口激增,作为“甲种市”的重庆,其政府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市区面积,明显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和战时需求,因此改重庆为行政院直属市呼声渐高。

1939年4月2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向国防最高委员会五次常务会议提议:“查重庆市向为西南重要商埠,现已蔚成政治文化中心,该市政府虽系援照直属市组织,因事务日繁,其行政系统及职权,亟须明确规定,以资运用。兹为促进行政效率,适应实际需要,拟即将该市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30]该提议很快得到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批准。5月5日,国民政府旋即发布了《国民政府为改重庆市为直属市令》,“重庆市,著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此令。”[31]至此,重庆由行政隶属四川省直辖的甲种市升格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

(三)国民政府定重庆为战时陪都

为加速重庆直辖市的市政建设,1939年12月1日,“大重庆市建设期成会”成立,负责重庆市建设调查与设计工作,最终制定了《重庆市建设方案》。1940年4月2日,该方案在重庆市第二次临时参议会上获得通过。在方案的第一部分“建设之前提”中,首次提议将重庆升格为陪都,“宜由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请明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战时之行都,战后永远之陪都,俾待将来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之后,重庆仍能在政治上保留其确定的地位。”[32]此议引起了最高当局的重视。1940年8月14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的名义致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陈述了将重庆升格为陪都的三点理由,提议“拟请明定重庆永为陪都之一,俾当地一切建设事业,益得按期迈进,发皇光大,永久勿替。奠西都之宏规,慰市民之喁望”。接函后的第二天,即8月15日,“行政院函请明定重庆为陪都”的提议经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八次常务会议决议案的通过。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明令,特定重庆为陪都,称:“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渝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闳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借慰舆情,而彰懋典。”[33]至此,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登上历史舞台,在法律层面上真正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的首都。

结语

中国历史上迁都的例子较多,但历史上众多迁都,或为和平时期规划迁移,或为逃避外敌苟安生存的逃跑,而20世纪30年代迁都重庆,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危机,为了抗击日本入侵,反对法西斯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完成的迁都。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一,担负中国首都功能,是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指挥中枢;其二,是国家象征,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受到世界各主权国家的认同、尊重和景仰,是当时中国主权的象征和代表。其三,具有战时性、临时性,重庆“首都”是为反击侵略战争而在战火中诞生,也在抗战胜利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战时首都”是重庆永不褪色的称谓。从远离战火,到硝烟弥漫;从西南重镇,到战时首都,重庆这座古老的内陆山城在抗击日本侵略者这场伟大的民族复兴战争中完成了自身蜕变。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4年亲自书写卷轴褒奖重庆人民所说的那样:“贵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毅镇定,屹立不挠。此种光荣之态度,足证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绝非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君等拥护自由之忠诚,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动而永垂不朽也。”[34]因此,研究重庆战时首都历史,有助于重建重庆被“遗忘”的城市、中国“被遗忘的盟友”的历史,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应有的荣誉和贡献回归本位。

参考文献:

[29]魏道明.魏道明为行政院通过《重庆市准援照直属市组织案》致重庆市政府笺函(1938年10月13日)[G]∥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30]孔祥熙.国民政府为改重庆市为直属市给行政院训令(1939年5月5日)[G]∥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31]林森,孔祥熙.国民政府为改重庆市为直属市令(1939年5月5日)[G]∥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32]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纪录[M].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1940.

[33]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1940年9月6日)[G]∥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34]中央社.美总统颂美重庆市民[G]∥万仁元,方庆秋.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民国三十三年(2).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