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保障了抗 日战争的持久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和进步，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加快了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进程。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形式，通过对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的合作途径，“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基本经验，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中国；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历史地位；现实价值
从１９３７年９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庐山谈话开始，到１９４７年春国民党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办事处全部撤退为止，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１０年，贯穿于８年抗战历史的始终。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相忍为国、相互作出妥协的结果，是在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实现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进步和人民革命，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①。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现实价值
（一）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形式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以党外合作的形式进行的。由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政治信仰不同，由于国共两党各自拥有独立的军队和政权，因而在合作中便出现了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的局面。在党派问题上，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与国民党合作而不合并，在承认新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须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同时，仍然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愿意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但同时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指挥权；在政权建设上，共产党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两个政权的敌对状态，但在边区政府和各地抗日民主政权中，执行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让人民当家做主；在经济上，共产党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政策；在文化上，共产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样，国共两党在团结抗日的同一目标基础上，实行在一个国家内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实践证明，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方式，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最好方式。尽管这种合作出现过重大曲折和危机，但终究保持了全民族的团结，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江泽民、胡锦涛也反复强调，按照“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新时期的“一国两制”和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具有许多不同的内涵，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在抗战时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国共两党实现了“一国两制”的合作，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共两党理应再度合作；而抗战时期“一国两制”的合作形式为第三次国共合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二）通过对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的合作途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几乎所有重大矛盾和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是通过谈判来解决的。尽管这些谈判内容每每不同，分歧比比皆是，但谈判的目的却十分明显：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程度的谅解与妥协，为了保持某种形式的和平和合作。（１）两党谈判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相继调整了自己的政策。从１９３５年底开始，国共两党开始了秘密接触，双方就合作抗日问题开始了艰难的交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领导人开始了直接谈判，先后进行了西安谈判、杭州谈判、两次庐山谈判、南京谈判。尽管谈判远非尽如人意，但两党的谈判毕竟表明双方合作抗日的诚意，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并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２）两党的谈判维持了两党的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由于国共两党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地位和社会基础，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远未解决。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就曾发动过三次反共浪潮。但是，由于两党始终在努力维护着双方之间的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双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又总是通过谈判的途径来协调和解决。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继续通过谈判来解决和平建国问题，并实现了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谈判，使两党合作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两党的谈判，维系了两党长达十年之久的合作。（３）国民党在谈判中的不平等立场，严重损害国共两党的合作，并最终导致了国共两党的分裂。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的立场，采取“融化共党政策”［１０］，极力设法做到“编共而不容共”［１１］，特别是控制共产党的军队，表现在谈判之中，就是始终不以对等的态度来进行谈判。这样，谈判也许可以解决两党之间的临时矛盾和冲突，但却不能根本解决两党的关系问题，从而严重地损害国共两党的合作；也正是因为国民党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通过对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问题，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历史经验。这一合作途径教训，同样为第三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三）“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基本经验
国共两党是近代中国两个实力最强大的政党。中国之命运如何，两党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顺应历史潮流，捐弃前嫌，合作抗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一党私利出发，逆历史潮流而动，发动内战，最终落败而逃。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两党合作，相互发展，历史前进，民族之幸；两党分裂，必战火连年，人民受难，两党受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腾飞，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加辉煌的贡献。
① 涉及此方面的研究论著甚多，著作有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李良志、王顺生《国共合作历史与展望》（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秦野风等《国共合作的过去与未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等。论文有李良志《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群言》２００５年第７期），刘畅然《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党史文苑》２００８年第１６期），张文生、邹慧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张志荣《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的胜利》（《江 西 社 会 科 学》２００５年 第９期），李 百 齐《论第二次国共合作》（《文史哲》２０００年第３期），高现潮《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作用》（《邢台学院学报》１９９４年１期）等，比较深入地研究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发展、特点、影响及历史经验等。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着重于总体把握和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启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国民党方面长期否认国共合作（但又不得不承认“和平共存”），蒋介石甚至认为“对共党谈判和对共军收编，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第２００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历史贡献无疑是无法否定的。
作者简介：潘洵（１９６５－），男，重庆市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中华民国史、抗战大后方历史。
参考文献：
［１０］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１９３７－０３－１０［Ｎ］／／杨天石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ＩＩ．北京：华文出版社，２０１０：４２．
［１１］ 中共活动真相（一）［Ｍ］／／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５：２６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