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日军对战时首都重庆的无差别轰炸，曾是一个国内外多方关注的焦点事件，轰炸造成的人口伤亡也是日本对华侵略非人道暴行的典型体现。关于重庆大轰炸造成的人口伤亡状况，既有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调查统计，也有后来学者的研究与探讨，但由于调查资料的庞杂和混乱以及研究视野的局限，至今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对于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状况的研究，必须充分发掘翔实可靠的原始档案，同时又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些原始档案的局限性，也许我们的研究永远也得不出一个完全准确的数据，但至少可以得出一个最低伤亡人数。

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

作者简介：潘洵（１９６５—），男，重庆北碚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集中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日军对重庆实施的战略轰炸，是一种不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设施、战斗人员与城市居民的无差别轰炸；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手段之残忍，造成灾难之深重，都是人类战争史上大规模无差别轰炸的罕见之例；其所造成的非人道的血腥暴行，与南京大屠杀、７３１部队细菌战等一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重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关于重庆大轰炸的人口伤亡，由于调查资料的庞杂和混乱以及研究视野的局限，至今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深化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情况的研究，不仅是揭露日本侵略暴行的需要，也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必然要求。

一 战时和战后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调查统计和研究

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调查，开始于日军轰炸重庆的初期。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９日，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四川省政府训令重庆市政府开展空袭损失调查，“查近来战区日渐接近，本省所属重要城市，时有遭受敌机空袭之虞，亟应随时详密调查，以便统计汇报”，并制定了《敌机空袭损失调查表》，要求在空袭５日内填具呈报，调查项目即包括人口损失数。

战时对日机轰炸后的灾况调查，主要是由警察局组织完成的。为“力求调查迅速，严密确实”，１９４０年６月底，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查报须知》要求，重庆市警察局制定了专门的《敌机轰炸后调查灾况办法》，并在警察局督察处内设立了空袭灾况调查组，调查组按警察分局划区，各分局、分所设调查班，每一小班以行政警３至６名，户籍警１至３名，防护团员６至１２名，义勇警察３至６名，每保选派甲长１至３名组成之，负责灾况搜索、编报之责任；要求各分局所调查人员在空袭后即奔赴被炸区内切实调查，照表填报并在３到５小时内送报。从以上安排不难看出，重庆市政府是比较重视轰炸情形的调查的，调查覆盖了重庆市的所有区域，建立了专门的组织，明确了专人负责，调查人员包括行政警、户籍警、防护团员、义勇警察和甲长，对地方情形较为熟悉，其构成也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受调查人员数量和素质的制约，特别是战时重庆人口增长迅速、移动频繁、管理混乱，每遇规模较大的轰炸，其调查难免挂一漏万，很难全面周详。

抗战时期，除了重庆市警察局组织的灾况调查报告外，许多部门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对重庆大轰炸损害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如重庆防空司令部和重庆市卫戍总司令部对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的调查，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关于被炸伤亡和救济工作以及被炸死亡人口殓埋的调查，重庆市政府主计处在抗战胜利以后为赔偿而进行的损失调查等。在这些调查统计中，目前档案保存最为系统完整的是重庆防空司令部调制的“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重庆市防空司令部的调查是“每次空袭警报时，即派员分赴市内各防护分团、警察局及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准备视察联络，及至敌机空袭或解除警报之顷，即已将各区损害概况电话报告本部”。也即是说，其调查数据是综合警察局、防护团和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调查项目包括“人口伤亡”等１１个大项。该调查形成的概况表，基本上是在轰炸的当日完成的，只有极少数是事后补填的。这一方面说明此项调查的原始性和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日机轰炸重庆损害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调查的仓促性，由于是当日调查，难免有所遗漏，特别是对重伤在次日及其以后死亡的以及大规模轰炸后废墟没有完全清理的则未能进行统计。重庆防空司令部在每次轰炸调查的基础上，也对轰炸损害进行了月度统计和年度统计，报送重庆市政府。而这些统计报表在每次“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微调，其损害数据有时比当日统计的数据多，有时又比当日统计的数据少，其原因除主观隐瞒的因素外（主要是涉及防空责任时，如防空洞坍塌、窒息等造成的伤亡），更多的可能是统计本身的复杂性等客观因素造成的。

就各类调查统计所见的轰炸人口伤亡数据而言，日军轰炸重庆造成的伤亡总数最多为３６２０２人，最少为１５７３７人，两者相差近１．５倍。这里的最少伤亡数１５７３７人，出自《四年来重庆市敌机空袭损失统计（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就存在重大遗漏。比如在该表的分年度统计中，１９３９年的死亡人数３８１３人、受伤４９４７人，就存在遗漏。据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对１９３９年５月３、４、１２、２５日四天日机轰炸伤亡统计，死亡４７５５人、受伤５７２１人（该年实际日机轰炸２５天）；重庆市警察局《本市历次空袭损害统计表》统计，１９３９年轰炸死亡４８４４人、受伤２９２２人；《翁文灏日记》１９３９年５月３０日记载的行政院第４１６次会议通报数据，“本月份重庆被轰炸死人４７７９名，伤４７２１名”。该表１９４０年的死亡人数为７３６人，也不准确。据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伤亡损害调查，１９４０年市区空袭死亡人数为２２２０人。仅此而言，伤亡１５７３７人的统计便是不可信的。在战时，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５日开幕的重庆空袭损害展览会，曾公开发布了重庆大轰炸伤亡人数３９２７７人的数据。由于没有统计细目，且有出于宣传需要之嫌，该数据也值得商榷。

抗战结束后不久，侯宗卫利用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的统计资料对日机轰炸下的四川人口伤亡损失进行了研究分析，发表在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出版的《四川统计月刊》第５号上，其中重庆的空袭伤亡人数为２３１２６人（死亡９２１８人、受伤１３９０８人）。这一数据是四川省政府统计处根据重庆防空司令部报送资料编制而成。由于受报送资料的局限，此项结论也有待进一步讨论。

抗战胜利后，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主持全国抗战损失调查工作，重庆市政府在查漏补缺的基础上，向该会报告的空袭伤亡人数为３６２０２人（其中死亡１５２９４１人，重伤９１７９人，轻伤１１７２９人），与战时的调查统计相比，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都有较大增加。此项统计由于时间较晚，统计更加全面，其可信度也更高，但过去在对重庆大轰炸损失情况的研究中却无人提及。同时，由于缺乏档案资料，至今也没有弄清这一数据的统计来源。尽管根据其他资料判断其有较高的可信度，但其是否真正可靠，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除了战时及战后初期对重庆大轰炸伤亡人数的调查统计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又有一些学者对重庆大轰炸的人口伤亡进行了新的研究，其研究的结论与战时的调查统计一样，也是各不相同，结论各异（见表１）。

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研究中出现的差异和分歧，主要是由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统计的时间范围不一致。有的研究者统计的是对重庆历次轰炸造成的损失，而有少数研究成果只是对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１年的轰炸损失进行了统计，如唐守荣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一书的数据。二是研究中调查统计的地域范围不同。在重庆大轰炸期间，重庆市的辖区范围曾有两次大的调整，因此，抗战时期不同年度统计资料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也是不相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重庆市的辖区又有多次变动。有的伤亡数据主要是根据抗战时期重庆所辖范围损失情况进行统计得出的，如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的《重庆大轰炸》一书的数据，有的结论则是根据研究时的重庆市所辖范围的损失情况进行统计的，如《重庆市防空志》的统计和余凡、陈建林的研究等，而有的研究者则从日军轰炸战略和国民政府的反轰炸战略的角度，将日军为扫除轰炸重庆障碍而对重庆周边地区的轰炸纳入重庆大轰炸的范畴，其研究范围涵盖了当时的重庆市区、监视县和周边战略地区。三是研究统计所依据的资料不同。尽管学者对损失统计都是根据当时的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统计出来的，但由于抗战时期对重庆大轰炸损害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的部门很多，形成的资料也十分庞杂，一些调查统计本身疏漏很多，如果在研究中不全面系统地发掘这些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不进行鉴别考证、比较分析，出现结论的分歧是必然的，其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很难接近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