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铁城

下馆子，也有人将其说成“煞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人们当年最喜欢听的一句话。

十一二岁时，常听三姨爹和四姨爹对父亲说：“铁大哥，下场我在合兴请您下馆子”。

“铁大哥，说好了端午节后第一个赶场天，在葛兰街上米市堡等齐，我请你和陈幺哥下馆子”。

下馆子，是请客吃饭的意思。

在那普遍缺吃少穿的年代，有人请你下馆子，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幸事。

三姨爹和四姨爹与父亲不同，父亲是一个颗字不识，老实巴交的农民。三姨爹是新疆G丫拖拉机厂工人，解放初期为分土地才回老家，还有一手精巧的竹编手艺；四姨爹本就是武陵县川江厂端铁饭碗的工人。

每逢年节，三姨爹、四姨爹到我家做客，他俩都会穿得伸伸抖抖、像模像样。用母亲的话说：“看你三姨爹、四姨爹多有本事，人家找得来活钱，穿的是衣服是衣服，裤子是裤子。”说着说着，母亲还会一脸不屑地将父亲瞪上两眼。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可不服气，总想为不多言不多语的父亲抱打不平。心想：父亲穿的衣裤虽是补了几个疤，还不是像他们那样衣服是衣服，裤子是裤子！别人总不会说他穿的是连衣裙吧？想是这么想，可我碍于情面，还是没把这话说出口。

由于职业和经济收入的差别，父亲他们三连襟下馆子，多数时间都是两个姨爹请父亲。当然，也与母亲在她五姊妹中排行老大的地位有关。

那时下馆子，几乎都是“老三篇”。一碗炒肉片，一碗猪心肺炖萝卜，一碗炒血旺或血旺汤，外加一碗“帽儿托”。

提起“帽儿托”，不得不格外哆嗦几句。

计划经济时期，无论买啥都得凭票，下馆子与在伙食团吃饭一样，也是买几两吃几两。

那时，每个食店的饭甑子前，都会站着一个姿色姣好的女服务员。

甑子的右边放个脸盆，脸盆里装着水和一个汤碗。甑子的左边，重叠摆放着数十个比汤碗稍大一些的饭碗。

那时下馆子的人，一般吃饭都在二三两之间，极个别特能吃的除外。因此，脸盆里水泡着那碗，满满当当就是二两米的饭。

每当食客将饭票递给服务员后，服务员就会笑眯笑眯、动作麻利地用右手拿起面盆里那汤碗，在甑子里刮满一碗米饭后，左手端起饭碗相互用力一扣，“帽儿托”就形成了。雪白的大米饭是“帽儿顶”，黑里巴几的饭碗边是“帽儿檐”，实在是太形象不过。

正是跟着父亲经常下馆子，才让我观察到一个秘密，以至长大后无论在哪上班，都会想尽千方百计与食堂里的师傅搞好关系，确保自己肚子不挨饿，每月还可节约几斤粮票。

经过反复观察我发现，服务员在为客人打饭时，遇到熟人就用力多刮几下，“帽儿托”也变得紧紧实实；若是陌生人，服务员会轻手轻脚地刮上几下，那“帽儿托”就明显地松松散散。“帽儿托”的一紧一松，食客呑进肚里的米饭，不用说就会有着天壤之别。

也是幼时经常跟随父亲下馆子，我把血旺也吃出了感情。

时至今日，但凡是我请客吃饭，只要条件允许，都会自然不自然地点上一份泡椒血旺或红烧血旺。

前不久，与堂弟治平在千里之外的西双版纳相遇，我也依旧点了一份红烧血旺，以至治平刚尝一口，便喜出望外地惊呼起来：“哥，这血旺是真猪血，看起满是风空眼，嚼起也还有些粘巴”！顿时，我和治平都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惹得满堂食客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了我们。

治平说那话，一语道破了几十年前“乡巴佬”下馆子，吃血旺辨识真假的天机，叫我咋不仰天大笑……。

作者简介：铁城，正名余德成，群文副研究馆员。

中国散文学会、华夏精短小说学会、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重庆市秘书学会副会长，曾任《办公室工作》杂志总编辑。

出版报告文学集《我和我的老乡们》、社科论文集《探索之痕》、长篇通讯文集《笔尖下的传奇》、散文诗歌集《故土留痕》和短篇小说集《那年那月那些事》等专著五部。有诗文发表于《重庆晨报》《西部散文选刊》《作家新视野》《贵州民族报》《重庆科技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