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楠

最难以忘怀的，还是在西北农村过的年。

西北农村的年，差不多是从腊月头开始，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结束，感觉整整要持续两个月。进了腊月，记忆中要下几场大雪，大雪的到来，提醒着辛苦一年的人们，年已经不远了。辛苦一年的人们在几场大雪之后，也就不约而同地放下农活，开始准备过年了。

准备过年的第一件事，便是杀年猪。记忆中，整个村庄从腊月初一一直延续到腊月二十四，除了腊月初七、十七，我至今也没搞明白这两天为什么不杀生。杀年猪的时候孩子们最开心的事儿，便是把猪的膀胱充气当足球踢。谁家杀年猪，都要给村庄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端一碗香喷喷的杀猪菜，有猪油爆炒的土豆片、有肥肉炒粉条、猪血和面摊饼……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吃了很多家送来的杀猪菜。至今回忆起来，那是最好吃的杀猪菜，那是永远盛不满乡村亲情、温度的一个蓝边粗瓷大碗。虽然那是一些久远的记忆，但一切又那么刻骨铭心，一切那么深邃，一切那么鲜活……

在腊八那天，每家每户都熬腊八粥。西北农村的腊八粥很简单，主要是小米，光景好点的人家，放点大米、大枣、红糖。这种特制的粥，小米的黄色里透着大米的白、大枣的红、红糖的黑……可是细一想，这不是粥，它有它自身的骄傲，它倒是西北农业社会的一种顽强精神的表现，适应自然环境的体现。

腊月二十三日过小年，记忆中还保留着“送灶神”的习俗，这天晚上家家送灶神。天擦黑用香烛纸钱把灶神请到灶台上，家家户户统一吃的是扁豆面做的搅团，送“灶神上天”，希望来年有个好收成。现在，扁豆面价格也比小麦白面粉高上几倍。享用扁豆面的搅团，是记忆深处家乡的味道。到了正月初五，家家户户还是吃搅团，迎接灶神，因为这天灶神从天上“回来了”。

转眼间，到了除夕，除夕第一件事儿是祭祖。等到太阳落山头，老少爷们端着香马盘从路口将已故的祖先接进家，寓意着和大家一起过年。妇女们早早准备好贡品，随着鞭炮声，将各种各样的贡品有讲究地摆在贡桌上，然后是三拜九叩等一系列祭祀礼节。祭祀礼毕，就分别给长辈磕头送祝福。现在想来，除夕磕头送祝福与正月初一的拜年是两种不同的情感表达，岁末年初都是一年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代表着过去，一个代表着未来。

接下来，便是贴春联、一大家人围在炕上吃年夜饭。这一夜，很晚才睡，大家都在守岁。

正月初一，拉开窗帘望去，一夜之间，外面已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又是一场大雪。是啊，过年了，过年了，甚至能看到被白茫茫大雪压着的大地，透露着丰收的喜悦，树枝上的麻雀抖动着春天的喜悦，也无赖地叽叽喳喳，这几天又要挨饿了。孩子们三五成群的去给长辈拜年，最开心的不是长辈们一毛、两毛的压岁钱，而是长辈们允许拿点小米、筛子、绳子等套麻雀的工具。

到了正月初七，一年一度的社火开始了，一直延续到正月二十左右。五颜六色的灯笼、震耳欲聋的鼓声、雪白色的舞狮……社火的头家（组织者）有很大话语权，他可以决定社火队伍谁舞狮子、谁打鼓、到哪儿演出、前进的速度……他是我小时候最崇拜的人。印象最深的是元宵节的社火，十多支社火队伍齐聚一堂，等表演全部结束，鸡打鸣了，天都亮了。现在想来，乡村社会的爱恨情仇都能在这场大型社交活动中得以解决。有约定两家的驴互相借力共同犁地的、有约定互换土地的、有约定说媒提亲的、还有约定借种子的……

夜晚举行社火结束了，白天的秦腔大戏开始了，曲目有《下河东》《三对面》《辕门斩子》……小时候不喜欢看戏，感觉一群大花脸咿咿呀呀老半天，听也听不懂。现在有时听上一段秦腔，也很提神，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黄土高原的浑厚，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过了二月二，春风早已把春联吹褪色，甚至吹飞，意味着年已过完。大人们开始忙碌新一年的农活，孩子们也去上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大部分农村人到城市过年。

过年，这几年感觉在繁忙的城市里，似乎缺乏点年味。最令自己怀念的，还是西北农村过的年，虽然那时候物质条件不怎么好，但过年可以杀年猪、穿新鞋新衣、看社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