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文艺在行动 | 歌剧《尘埃落定》在施光南大剧院连演2场

来源：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2019-09-05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9月5日21时讯（见习记者杜典韵）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讴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9月5日、6日两晚，“向祖国献礼——重庆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原创剧目展演活动”展演剧目之一、重庆本土优秀民族歌剧《尘埃落定》惠民献演施光南大剧院。9月3日，歌剧《尘埃落定》的导演廖向红以及指挥许知俊向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聊起了这部剧的故事。

歌剧《尘埃落定》改编自阿来的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作品，从康巴藏族土司傻儿子的视角讲述了土司制度衰亡的传奇故事。自小说1998年问世以来，先后被搬上川剧、舞剧舞台，重庆市歌剧院推出的这一版问世于2018年底，首次用歌剧的艺术形式对其进行全新诠释。

导演廖向红：本次演出强调了奴隶制的终结与新中国成立以及解放军的到来有着必然、密切的联系

从去年首演至今，歌剧《尘埃落定》已在重庆、福建、北京等地先后演出，这一次演出是第五轮。而每一轮演出后，《尘埃落定》的主创团队都会进行进一步修改和优化。

《尘埃落定》的核心内容就是农奴制的终结。这个终结的内因是农奴制自身的腐朽落后，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外因，这个外因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及解放军到来宣告了土司制度、农奴制度的终结。所以农奴制的终结，与新中国的成立是密切相关的。

这一次的演出，从剧本上强调了奴隶制的终结与新中国成立以及解放军的到来有着必然、密切的联系。这是《尘埃落定》在主题立意上的升华。在廖向红的设计里，官寨坍塌是农奴制的终结。剧中一共设计了两次地震，看上去是地理意义上的地震，其实都是为了表现人物心灵层面的“地震”。

同时，团队对所有的人物形象都在进一步的刻画，力求让他更加鲜明。其中，对于二少爷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是重中之重。

二少爷的形象是复杂的，这是一个当今歌剧舞台上非常独特的形象。他虽然被人称呼为“傻子”，但是能够用自己最质朴的人性的直觉，感觉并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他是“智者”。

在剧里，为了强调他的先知先觉，主创团队在表演和音乐上一直在反复的修改，力求找到最适合二少爷的音乐形象，从而体现人物身上的复杂性。在寻找二少爷音乐形象的过程中，廖向红和团队人员发现，陶笛的声音古朴又怪诞，非常符合二少爷的音乐形象，于是就把陶笛作为了二少爷音乐形象的体现。

在小说里，二少爷醒来后经常不知道自己在哪，总是发出追问，这种追问其实是带有普适的哲理性的。因为人们经常会问“我在哪里？”、“我是谁？”，在创作时，《尘埃落定》的主创们也把这个追问做了强调和放大。

这是廖向红第一次与重庆歌剧院合作，随着《尘埃落定》已经参与了五轮的修改创作。在合作过程中，无论是丰厚的歌剧历史传承、专业的创作水准，还是在创作过程中遵循歌剧艺术的创作规律，沉下心、一步一个脚印的创作态度都让她很喜欢这个剧院。

廖向红由衷的赞叹道，合唱团的演员们排练都很投入，在完成剧中合唱唱段的前提下，还有非常热情投入的表演。合唱团的表演是这个演出中非常“亮”的一抹色彩，他们创造了这个戏中的人物群像。

把一部近三十万字的小说压缩到一台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其中的过程是艰难和有趣的。廖向红相信，观众一定能在这两个小时的时光里，感受到欣赏音乐和欣赏戏剧的双重满足。

指挥许知俊：《尘埃落定》是用世界的语言，来讲我们民族的故事

从《巫山神女》开始，许知俊与重庆歌剧院已经合作十几年了。他感叹道：“像重庆歌剧院这样，始终把艺术水准放在第一位是很难得的。”也许在歌剧的创作上，有所改变是大众需要的，但对于一个歌剧院来说，有时不变的东西才是更有价值的，而保持这些东西，则需要在创作上持续不断的“坚持”。

歌剧《尘埃落定》是由著名作曲家孟卫东作曲，由中央歌剧院常任指挥许知俊担当指挥，两人在多年前还是同学，这次合作，是30年后的第一次。

许知俊这样评价孟卫东的作品：“写出来的作品‘真的像个歌剧’。”孟卫东丰厚的积累，使得他可以张口就来藏族音乐。作为一个并非藏族的人，依葫芦画瓢或许并不难，但是要抓到藏族音乐的灵魂，能够一写出来就是藏族的东西，这绝非一日之功。《尘埃落定》的民族风格是多样的，它不是来自于单一采风的曲调，孟卫东对于藏族音乐有着非凡的掌控力。

从人类历史上看，人们普遍认为歌剧诞生于400年前的意大利弗洛伦萨，那个时候中国还是明朝，歌剧的受众范围与欣赏习惯和遥远的中国是有差异的，它绝不会毫无困难的与我们的文化融为一体。但是人类从来不会因为一种艺术形式和自己的民族不一样，就认为它没有价值。受众欣赏差异的存在，并不会影响任何一个人欣赏和接纳“美”。而《尘埃落定》，就是用世界的语言、歌剧的语言，来讲我们的故事。从这个层面上看，歌剧《尘埃落定》的创作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