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6月13日9时讯（记者 陈发源 杜典韵）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民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积淀下数以亿计、光耀于世的历史文化遗产……6月12日下午，作为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系列活动之一的文物映耀百年征程主题论坛在重庆雾都宾馆举行，来自全国文物保护专家、行业精英围绕“文物映耀百年征程”主题，聚焦文物见证百年风华、赓续文明薪火、惠泽美好生活、迈步崭新征程，分享文物事业发展成果，共同探讨文博创新发展大计。

人民网监事会主席、人民网研究院院长唐维红：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传播创造新机遇

近年来，各类大型文化遗产传播活动成为备受网民关注的议题，频繁登上网络热搜，引发全民讨论。去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在三星堆周边发现联合遗址，陆续出土大量文物，相关话题引发持续热议，其中，仅3个相关微博话题的阅读总量，就超过15亿次。与此同时，《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文化遗产节目也持续受热捧。相关数据折射出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信息的旺盛需求，文化遗产传播已成为舆论场“刚需”。

如何通过数字化内容，将中华文化遗产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的生活，实现传承与创新发展，成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一大课题。

对此，唐维红认为，当前，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VR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给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影响，也为文化遗产“活”起来，进一步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首先，短视频、网络直播为文化遗产传播提供了新契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9.44亿，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73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为6.17亿。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网络电台、语音社交等新形式进行文化遗产传播，契合当前传播趋势，在吸引年轻受众、扩大传播影响、提升传播体验方面呈现出强大潜力。此外，数字技术也催生许多线上线下融合新模式，如 “云展厅”“数字文物”“数字博物馆”等，为文化遗产创新发展赋予新动能。

在丰富群众沉浸式体验、满足群众个性化需求、提高文化遗产设施的服务水平等方面，数字技术也呈现出巨大能量。如，当前许多博物馆、文化遗产景点利用人脸识别、智能导游等高科技手段，提升观众参观体验。一些博物馆通过VR、AR、3D扫描等技术，打造数字文物，为游客带来全新的沉浸式体验。

唐维红还谈到，我国的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厚，是一个巨大的IP宝库。当前，互联网新应用为文化遗产打造文创产品与IP提供了新契机，也开启了大众文创消费新篇章。某互联网电商平台报告显示，截至目前，登录该平台的博物馆已达60多家，故宫、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文化创意产品销售前10名的品牌。此外，不少博物馆、文化遗产景点试水直播带货，获得舆论与市场积极反馈。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所所长、研究员李黎：中国石窟寺保护成果与思考

莫高窟、大足石刻、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在世界遗产的石窟寺门类中，我国遗产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我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内涵深厚，集中展现了宗教的建筑、雕塑和壁画艺术的辉煌成就，是我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类型之一。

我国6000余处石窟寺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重点石窟分布于甘肃、山西、河南、重庆、四川、山东和新疆等地区。中国石窟寺发展脉络清晰、分布广泛、体系完整，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开放包容, 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播的历史见证。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所所长、研究员李黎认为，石窟寺的保护利用工作，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事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大意义。

具体来说，石窟寺集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于一体，价值体系完整，内涵深厚，其结构复杂、形制多样，蕴含了选址、开凿、营造等工程地质的自然科学智慧和人文思维。

“从上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加固工程、云冈石窟三年加固工程、龙门奉先寺维修以及大足石刻治水工程，到近年来的川渝石窟保护专项计划。” 在李黎看来，我国在石窟寺科技保护方面，不断提升了石窟寺科技保护水平，形成了“坚持前期研究为先，并贯穿到治理全过程”的基本思路。

李黎说，当前，石窟寺保护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世界遗产地和中小石窟的保护利用发展不平衡、石窟资源大国和人才机构建设不平衡、石窟寺保护利用的科技支撑和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保护理论和技术体系尚需完善等。

“石窟寺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类型之一，其体系完整、发展脉络清晰，蕴含的文化、历史、哲学内涵深厚，对于展现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和中华文明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创新发展的文化特质，具有重要意义。”李黎认为，石窟寺的保护利用要统筹考虑文物保护、考古与艺术、地质学、建筑学、材料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特性，构建石窟寺保护的理论与技术体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

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丝绸博物馆）主任、研究馆员周旸：从《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看文物科技创新

我国拥有1.08亿件（套）可移动文物，其中蕴藏着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文化特质。保护文物，传播和发扬蕴藏其中的文化和精神，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其中，展览是常见的展示形式。那么，要如何在展览中体现从知识生产到知识传播的文物科技创新？周旸以“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为例，分享了她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

“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汇集10省市、23家文博单位的50余件（套）文物及相关辅助展品，集中展示我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览名“万年永宝”来自一件青铜器腹底的铭文。这件于1978年在通县废品收购站历经数次拣选修复而成的青铜器，恰是我国文保行业践行“万年永宝”的例证。

这个展览的目标，是在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做一个“专家叫好百姓叫座”的展览。“如何讲述一个文物科技创新的故事？”座谈会上，周旸把当时对这个展览的思考娓娓道来，“我们决定从文物科技创新的全链条和要素两个维度来讲故事。”

最终，这场展览被细化为五个单元——“万年” “慧眼” “巧手” “芳华” “永宝”。其中，“万年”用一条时间轴，展示了中国文物保护发展历程。“慧眼”，讲述文物科技创新中的知识生产能力。“巧手”讲述的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物保护修复技术。“芳华”展示了车舆制造、彩陶烧制、丝织印染等历史上的“高科技”。而“永宝”这一单元，则展示了中国馆藏文物保护从传统“抢救性”保护向现代“预防性”保护转变。

思考完这些，整个展览的框架和脉络已清晰可见。但是做展览，最后还是要做到知识传播。如何举重若轻将这些繁密晦涩的知识点传播出去，是策展的难点和亮点。

对此，周旸认为，要“举重若轻”，从知识生产出发，从几个方面去传播知识。

例如，标本和数据是一个行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源和要素。我们通过在展厅布设大量标本，同时也放置了一个科学数据库，在来到这里看展览的孩子心中播下一个种子，让他们意识到这两点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展示了一个博物馆的文物保存办法。通过每周的中国馆藏文物保护系列专家讲座，为各门类的馆藏文物提供解读。通过首都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志愿者讲解，也加强了知识传播的力度。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文物局）副主任幸军：重庆三峡文物保护利用实践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文物资源大市。

近年来，重庆市通过围绕“5+5+2”总体思路，推动重庆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目前，重庆市登录不可移动文物25908处，可移动文物1482489件，登记备案博物馆107家。

“十三五”期间，在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下，在重庆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围绕实施“五大文物保护工程”、 建设完善 “五大博物馆群”、推进 “两大申遗工程”的“5+5+2”总体思路，推动文物保护实现“三大转变”。 

具体来说，实施革命文物及抗战遗址、石窟寺及石刻、三峡文物等重点文物保护项目629个；完成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展示项目200余个；实施大足石刻、合川涞滩二佛寺、南岸区弹子石摩崖造像等重点项目42个；累计完成考古项目391项，出土文物及标本约3.7万件/套；累计开放湖广会馆、梁平双桂堂等重点文物160余处。

当前，重庆构建起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重庆工业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为支撑的历史、革命、抗战、工业、自然五大博物馆群，年均推出精品展览210余个，接待观众约3900万人次。

而作为三峡工程重要组成部分，三峡文物保护是迄今我国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也是长江文化保护传承的成功范例。三峡文物保护历经前三峡和三峡后续两个阶段，历时近30年，累计完成投资16.93亿元，实施项目966个，包括地面文物保护项目363个，地下文物保护项目603个。

幸军说，下一步，重庆将以创建长江三峡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为目标，通过加强三峡文物系统性保护、建设长江三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加快完善三峡博物馆群、加大三峡文物资源转化力度四个方向，全面加强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推动更多三峡文物资源活起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