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好的作品，不仅能在当时揭示出作者的主观意图，还能在历经时空考验后，引起观众的共情，这才是跨时代的作品。——刘光宇

他是重庆本土音乐家，独创二胡“渝派”风格，一曲《蚂蚁》令众人倾倒，他的个人演奏会被行家盛赞为中国最好的二胡演奏音乐会。

他是一位专业院团领军者，从歌剧《钓鱼城》《辛夷公主》再到《尘埃落定》，在他的带领下，“重庆造”歌剧屡屡赢得观众口碑。从交响组曲《故乡风情画》再到交响乐《重庆组曲》，他让西洋交响乐开始说起了重庆话。“我生长在重庆这一方土地上，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这座城市哺育了我，开拓了我的视野，给了我很多新的灵感，我对重庆心存感恩。”刘光宇的不少作品都与重庆相关，其中就包括近日开排、将于10月15日首演的歌剧《一江清水向东流》。

《一江清水向东流》是全国首部以长江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民族歌剧，是一部有关国家治理、美丽中国的现实题材作品。该剧通过曾因水污染失去妻子的“环保卫士”谢江与女儿一起，坚定地开展生态治理行动的故事，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时代主题，是一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原创作品。为什么要排演歌剧《一江清水向东流》?民族歌剧需要哪些传承与创新?艺术创作如何适应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民族歌剧的未来该如何发展?8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就此与重庆市歌剧院院长、《一江清水向东流》艺术总监刘光宇进行了对话。

重庆日报：生态文明建设并非一个新的主题——在舞台艺术作品中，这一主题已有过话剧、舞剧等多种表达方式，而用歌剧这种艺术形式展现还是第一次。我想知道用歌剧来表现这一主旋律题材，有何魅力?刘光宇：强烈的时代特征、鲜明的民族特色，以及非常优良的革命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就是民族歌剧的魅力。例如，歌剧《白毛女》是我国民族歌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紧贴时代的现实主义题材的歌剧经典。因为它关心人民的命运，反映时代的变革，所以才会深受大众的喜爱和欢迎，成为80多年来常演不衰、影响深远的民族歌剧扛鼎之作。

我们正在创排的《一江清水向东流》也是希望深入地挖掘人的精神活动，深刻地反映时代特征，为时代服务。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开始寻找题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结合了重庆自身的地理环境特点，将“山水之城、美丽之地”进行艺术演绎，取材生态保护，讲述了一个关于“一江清水向东流”生态治理行动的故事。我期待通过我们的演绎，将以文化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让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转化成人们的自觉行动，进而展现出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重庆日报：《一江清水向东流》的主题可以说是很宏大，那么，如此宏大的主旋律题材如何打造才能吸引观众?

刘光宇：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题材具有相当强的时代性，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我在角色分析时告诉演员们，在现实主义题材的背景下，你就想象成演的是自己，舞台上发生的故事跟演员、观众都有关系。虽然题材宏大，但作为一部歌剧来说，它还是应该注重突出人物内心，这一点很重要。至于大主题观众爱不爱看？说实话，我们也在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去探索如何消解口号式话语带来的审美疲劳。具体来看，我们在人物塑造与音乐创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尝试。首先，在人物塑造上，要非常贴近现实。比如女主角一开始做环保是为了有物质回报，这种想法在当下很普遍，但随着她的环保实践，她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发自内心地保护环境，这种心理变化很真实。剧中人物有了这些变化，才能展现真实，才能与观众产生共情。

其次，在音乐创作上，作曲家孟卫东老师更多采取了音乐剧的语言。我们最开始的创作目标就是想打造一部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色的轻歌剧。在这个目标下，我们在女主角的音乐主题旋律中加入了花腔，代表着青春态、年轻化;在合唱部分，加入了很多流行元素的表达，并引入了爵士鼓、吉他等乐器。在排练中，指挥家朱曼也让整个剧目呈现出一种时尚感，而不像正歌剧那样沉重。重庆日报：作为一名院团的领军者，您带领全院创排的歌剧《钓鱼城》《辛夷公主》《尘埃落定》都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钓鱼城》被业界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歌剧艺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辛夷公主》也是屡获好评，《尘埃落定》在不久前荣获了中国戏剧剧本最高奖“曹禺奖”。现在创排《一江清水向东流》，可否视为重庆市歌剧院完成了“借古喻今”的阶段，步入了一个新征程?

刘光宇：直辖2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一条属于重庆歌剧发展的道路，虽然前几部作品讲的都是比较久远年代的故事，但我们自始至终关注的都是人的精神活动，关照社会现实。比如，歌剧《尘埃落定》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艺术表达，揭示出民族和祖国的命运相通，更多地从社会视角去塑造人物，为歌剧抒情拓宽了空间，使人物形象更具感召力。而在我们正在创排的《一江清水向东流》，则是以两个家庭中的四个人物为全戏的核心，以整个长江经济带为大的线索，试图反映当下“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宏大主题，完成歌剧在现实题材方面的一个突破。重庆日报：所以说，创作现实题材作品，对重庆歌剧院来说是一次挑战，也是一个试金石。

刘光宇：诚然，我们过去的歌剧主要还是借历史题材反映当下社会，对现实题材歌剧的创作，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因为它需遵循现实的真实性，这对于艺术的想象力会有所束缚。同时，就歌剧本身的仪式感来说，歌剧需要更多的矛盾冲突，需要正反对比等，它与现实的紧密度不如话剧等艺术形式，这些，都让我们的创作过程会更加艰辛。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有责任通过歌剧艺术去关注现实。这一点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其实早在2019年下半年，《一江清水向东流》的编剧冯柏铭、冯必烈先生就曾来重庆采风，做好了故事的架构。在得到文化和旅游部支持立项后，自2020年5月起，他们便开始创作提纲，包括整个春节期间，我们都在持续沟通细节，有一天甚至集中讨论了32个问题，包括如何让剧中人物性格都有发展、如何避免常态化的好人好事模式等。与此同时，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委员会以及重庆市文化旅游委对这部剧也进行了多轮次审议、指导，通过多方发力，力求走出一条与以往不一样的路。

重庆日报：我们知道，歌剧是一个舶来品，传入中国还不到百年。那么，我们在歌剧创作中如何把握继承歌剧传统与创新民族特色的关系?如何适应现代观众的欣赏变化?刘光宇：在民族歌剧创作过程中，我们曾遇到过一些棘手的难题。比如，由于语言载体不同，如何解决宣叙调与汉语文化冲突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大家。在我看来，今天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还是要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例如在《一江清水向东流》中，我们的很多唱段都采用了符合重庆话的音高来创作，而且在表达上，还注重了宣叙调中的语气运用。演唱与表演相结合，才更能够体现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制造”。

当然，相较之西方观众，本土观众更加注重歌剧的故事性，而好看的故事需要真实生动的人物去支撑。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挖掘生活中更多的现实题材，用这种润物无声的方式去为时代咏叹，其中尤需注意的是歌剧选题的精神内核要与今天的价值观相吻合，用当代的舞台表现手法，去讲述观众喜爱并关注的故事。重庆日报：这些年来，您先后在全国各地以及欧美等国家演出，宣传推广“重庆造”歌剧，那么在您看来，重庆歌剧土壤如何?未来应该如何发展?

刘光宇：纵观重庆市歌剧院的发展，70年的风雨中，我们创作出了一批关注时代发展、反映社会现实的歌剧艺术佳作。特别是直辖以来，重庆市歌剧院还接连推出了歌剧《钓鱼城》等多部优秀歌剧作品，这些连连获赞的艺术作品，证明了“重庆造”歌剧的潜力。当然，我认为，我们的民族歌剧还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我们要学习外国歌剧在音乐上的丰富表现力;要让民族歌剧不仅要唱段好听，而且还要好看，这个好看有多重含义，包括故事、人物、舞美的好看等等。

与此同时，我也很赞同未来民族歌剧发展应当思考如何“走出去”的观点，而不是只有中国观众才是民族歌剧的主要土壤和观众，不能在发展中丧失竞争力和生命力。目前，民族歌剧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个大好时期，在政策扶持上我们有民族歌剧扶持计划，来剧院观看歌剧的观众越来越多，市场也越来越趋于成熟。我们作为民族歌剧传承者要有担当，要乘势而上，制作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歌剧艺术佳作。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今后工作的重点。我一直这样认为，一部好的作品，不仅能在当时揭示出作者的主观意图，还能在历经时空考验后，引起观众的共情，这才是跨时代的作品;为时代咏叹，用中国歌剧要讲好中国故事，这才是中国民族歌剧发展的方向。

重庆日报全媒体 刘一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