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写作永远要有根,让隔阂和敌意在作品中得到消解
他说:“我那些显得风轻云淡的诗歌里,一定藏着一把刀,一定有它的骨头。”

梁平:写作永远要有根,让隔阂和敌意在作品中得到消解

来源:重庆日报2021-12-08

“现在你听到‘回家’这个词,最先想到的是重庆还是成都?”12月7日,在南岸区图书馆少数花园分馆举行的“对话名刊主编:成渝双城和我的诗歌路径”活动中,学术主持、诗人吴向阳给诗人、《草堂》诗刊主编梁平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还真写过一首叫《回家》的诗:从成都到重庆说的是回去/从重庆到成都说的也是回去……”梁平笑着说,“很少有这样用两个‘回’的,这两座城市既是我整个人生的栖息地、精神的原乡,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的集散地。”

这次活动由南岸区图书馆、重庆文学院、重庆日报文旅副刊部主办,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南岸区图书馆少数花园分馆、沙坪坝区作协承办。活动中,梁平畅谈了重庆、成都两座城市工作生活经历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他对写诗、编诗的满腔热忱。

“我已经把编辑这个职业当做我的身份了”

梁平,1955年12月生于重庆。他著有诗集、散文集、评论集16部。现任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成都市文联主席、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草堂》诗刊主编。

“梁老师除了写诗、编诗之外,还写过小说、剧本、评论,这么多重身份中,你最看重的是哪个身份?”吴向阳问到。

梁平说:“我最看重的是诗人、编辑这两个身份,因为在我截至目前60多年的生命中,做编辑、当诗人的时间占据了我大半的生命。我在重庆的《红岩》当过3年主编,在成都的《星星》诗刊当了15年的主编,在《草堂》诗刊又是6年,我已经把编辑这个职业当做我的身份了。”

他说,这些刊物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青年诗人,“我和很多70后、80后、90后,还有现在很多00后作家一路走来,他们中,有的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家,有的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中坚力量。”

见证并推动大批诗人、作家成长,让梁平感到十分欣慰。他说:“作为一个老编辑,一个老诗人,有什么值得你宽慰的?那就是,你看到这么多年来这么多诗人、作家从你的眼前走过,然后,经过日积月累地锤炼,他们身后开始响起掌声,这就是最值得宽慰的事情。”

当天,参加活动的诗人、诗歌爱好者中有不少得到过梁平的指导或鼓励。“1988年我在重庆师专中文系读书时,曾给梁平先生写过一封信,讨教什么是好诗、怎样写出好诗。出乎意料的是,他回了信,信的大概意思是鼓励我多读书,有了足够丰厚的生活阅历才能厚积薄发。”重庆市新诗学会副会长、九龙坡区作协主席罗雄华回忆起30多年前的往事,十分感慨,“前辈诗人的鼓励、提携,对青年诗人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

“在我的诗歌中,经常看到‘我’的出场”

梁平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写诗。那时,中国诗坛已呈风起云涌之势。

“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写作,基本上是在边缘,想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参加任何派别,不肯入‘流’。”他说,幸运的是,“无论哪座城市的诗歌群落或流派,几乎没有一个群落或流派排斥我,我们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好。”

40年来,他执着地写诗、编诗,已出版13部诗集。在他看来,这些诗集中,去年出版的《时间笔记》最重要的一部。

在这部诗集的扉页上,梁平写道:“写诗四十余年,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拒绝肤浅和妖艳,把诗写进骨子里。”他说:“取《时间笔记》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应该有点感觉了。实际上,我用时间来记录我对世界的那种认知、那种辨别、那种融入,我要让我所感受到的岁月、我所经历过的年代,在生命中留下刻痕。”

诗人佩索阿说过:“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之间的裂缝。”梁平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在诗歌之路上,他愈发感觉到,写作必须与“我”的生活发生关系,“很多人写诗比较回避在诗中把‘我’直接植入进去,在很长一段时间,诗中植入‘我’已经不太受人待见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在我的诗歌中,经常看到‘我’的出场。”他说,如果想在自己的精神层面上构建一个谱系的话,那么必须把“我”植入进去。只有这样,这个“我”才能超越个人的小我,和世界发生关系、和人发生关系、和自然发生关系。

他说,中国古代的诗人,屈原、李白、苏轼等等,都在诗歌中彰显“我”对人生和世界的认知和思考。在《弃猫》中,村上春树也是把“我”带入故事中,他的“我”是非常鲜明的“我”,但“我”不仅是村上春树一个人的“我”,是凡是经历了战争摧残过心灵的人“我”,就这样,小我和大我结合在一起。

“我那些显得风轻云淡的诗歌里,一定藏着一把刀”

在重庆、成都的工作生活经历,深刻影响着梁平的诗歌创作和思想。

“我们都知道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与生俱来都是有隔阂的,甚至是有敌意的,我们写作者面对这种隔阂、这种敌意,是应该张扬呢?还是应该消解呢?你会作何选择?”梁平问道。

他紧接着说:“我喜欢自己花甲之后的写作,我更多的是在寻求一种平和和淡定。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去消减这样的敌意,去缩短这样的隔阂。我希望,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在我的作品中能达成和解。”

梁平认为,发生这样的转变,得益于重庆、成都双城工作生活经历,以及巴蜀文化对他的影响。

“哪怕是一所小诗,我也一定不会让这首小诗显得风轻云淡。我那些显得风轻云淡的诗歌里,一定藏着一把刀,一定有它的骨头,这是重庆带给我强烈的批评精神;我的写作需要有比较大尺度的和解,这是成都阴柔、绵软气质带给我的影响。巴蜀文化的滋养,让我不知不觉地在调整写作习惯。”梁平说,“重庆、成都这两座城市影响了我的生命轨迹,给我带来文化的交融,这种交融就是我的血脉和胎记,我永远追求有根的写作。”

重庆日报全媒体赵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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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写作永远要有根,让隔阂和敌意在作品中得到消解

2021-12-08 08:02:29 来源:

“现在你听到‘回家’这个词,最先想到的是重庆还是成都?”12月7日,在南岸区图书馆少数花园分馆举行的“对话名刊主编:成渝双城和我的诗歌路径”活动中,学术主持、诗人吴向阳给诗人、《草堂》诗刊主编梁平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还真写过一首叫《回家》的诗:从成都到重庆说的是回去/从重庆到成都说的也是回去……”梁平笑着说,“很少有这样用两个‘回’的,这两座城市既是我整个人生的栖息地、精神的原乡,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的集散地。”

这次活动由南岸区图书馆、重庆文学院、重庆日报文旅副刊部主办,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南岸区图书馆少数花园分馆、沙坪坝区作协承办。活动中,梁平畅谈了重庆、成都两座城市工作生活经历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他对写诗、编诗的满腔热忱。

“我已经把编辑这个职业当做我的身份了”

梁平,1955年12月生于重庆。他著有诗集、散文集、评论集16部。现任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成都市文联主席、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草堂》诗刊主编。

“梁老师除了写诗、编诗之外,还写过小说、剧本、评论,这么多重身份中,你最看重的是哪个身份?”吴向阳问到。

梁平说:“我最看重的是诗人、编辑这两个身份,因为在我截至目前60多年的生命中,做编辑、当诗人的时间占据了我大半的生命。我在重庆的《红岩》当过3年主编,在成都的《星星》诗刊当了15年的主编,在《草堂》诗刊又是6年,我已经把编辑这个职业当做我的身份了。”

他说,这些刊物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青年诗人,“我和很多70后、80后、90后,还有现在很多00后作家一路走来,他们中,有的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家,有的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中坚力量。”

见证并推动大批诗人、作家成长,让梁平感到十分欣慰。他说:“作为一个老编辑,一个老诗人,有什么值得你宽慰的?那就是,你看到这么多年来这么多诗人、作家从你的眼前走过,然后,经过日积月累地锤炼,他们身后开始响起掌声,这就是最值得宽慰的事情。”

当天,参加活动的诗人、诗歌爱好者中有不少得到过梁平的指导或鼓励。“1988年我在重庆师专中文系读书时,曾给梁平先生写过一封信,讨教什么是好诗、怎样写出好诗。出乎意料的是,他回了信,信的大概意思是鼓励我多读书,有了足够丰厚的生活阅历才能厚积薄发。”重庆市新诗学会副会长、九龙坡区作协主席罗雄华回忆起30多年前的往事,十分感慨,“前辈诗人的鼓励、提携,对青年诗人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

“在我的诗歌中,经常看到‘我’的出场”

梁平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写诗。那时,中国诗坛已呈风起云涌之势。

“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写作,基本上是在边缘,想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参加任何派别,不肯入‘流’。”他说,幸运的是,“无论哪座城市的诗歌群落或流派,几乎没有一个群落或流派排斥我,我们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好。”

40年来,他执着地写诗、编诗,已出版13部诗集。在他看来,这些诗集中,去年出版的《时间笔记》最重要的一部。

在这部诗集的扉页上,梁平写道:“写诗四十余年,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拒绝肤浅和妖艳,把诗写进骨子里。”他说:“取《时间笔记》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应该有点感觉了。实际上,我用时间来记录我对世界的那种认知、那种辨别、那种融入,我要让我所感受到的岁月、我所经历过的年代,在生命中留下刻痕。”

诗人佩索阿说过:“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之间的裂缝。”梁平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在诗歌之路上,他愈发感觉到,写作必须与“我”的生活发生关系,“很多人写诗比较回避在诗中把‘我’直接植入进去,在很长一段时间,诗中植入‘我’已经不太受人待见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在我的诗歌中,经常看到‘我’的出场。”他说,如果想在自己的精神层面上构建一个谱系的话,那么必须把“我”植入进去。只有这样,这个“我”才能超越个人的小我,和世界发生关系、和人发生关系、和自然发生关系。

他说,中国古代的诗人,屈原、李白、苏轼等等,都在诗歌中彰显“我”对人生和世界的认知和思考。在《弃猫》中,村上春树也是把“我”带入故事中,他的“我”是非常鲜明的“我”,但“我”不仅是村上春树一个人的“我”,是凡是经历了战争摧残过心灵的人“我”,就这样,小我和大我结合在一起。

“我那些显得风轻云淡的诗歌里,一定藏着一把刀”

在重庆、成都的工作生活经历,深刻影响着梁平的诗歌创作和思想。

“我们都知道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与生俱来都是有隔阂的,甚至是有敌意的,我们写作者面对这种隔阂、这种敌意,是应该张扬呢?还是应该消解呢?你会作何选择?”梁平问道。

他紧接着说:“我喜欢自己花甲之后的写作,我更多的是在寻求一种平和和淡定。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去消减这样的敌意,去缩短这样的隔阂。我希望,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在我的作品中能达成和解。”

梁平认为,发生这样的转变,得益于重庆、成都双城工作生活经历,以及巴蜀文化对他的影响。

“哪怕是一所小诗,我也一定不会让这首小诗显得风轻云淡。我那些显得风轻云淡的诗歌里,一定藏着一把刀,一定有它的骨头,这是重庆带给我强烈的批评精神;我的写作需要有比较大尺度的和解,这是成都阴柔、绵软气质带给我的影响。巴蜀文化的滋养,让我不知不觉地在调整写作习惯。”梁平说,“重庆、成都这两座城市影响了我的生命轨迹,给我带来文化的交融,这种交融就是我的血脉和胎记,我永远追求有根的写作。”

重庆日报全媒体赵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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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杜典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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