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的故事，发生在2007-2008年的日本，李小李（谢承泽 饰）作为交换留学生，在一家中华料理店打工。

他和店里各式各样奇怪的人从陌生到相熟，每个人身在冷暖自知的困局中，彼此理解，也无能为力，于是有人苦中作乐，有人张牙舞爪，有人强悍笃定。短暂的相处中，孤独的人们建立起彼此的依靠和羁绊，转眼又面临着离别。

影片以散点透视的笔法描摹着旅日华人漂泊群像，庸常的生活里弥漫淡淡的苦涩和孤独。

这是导演李亘自己大学期间发生的故事。导演还有另一个身份，是著名演员李雪健的儿子。

2007年，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日语系大二的李亘，去日本交换一年。而在电影里，老师黎莉莉（张艾嘉 饰）问她的学生李小李，“你家里人是做什么的？”李小李回答：“病人。”

那时，因为父亲的身体原因，小李不愿意向家里多要钱，选择勤工俭学在中餐厅打工。一周七天，几乎每天都去，有课的时候上晚班，周末就都泡在店里。在日本交换的一年，他没去过富士山，没逛过东京塔。

更深层的不安，也成为李亘开始在意“离别”这个主题的缘由。当时身处其中不以为意，但随着年岁渐长，李亘越来越发现，人生百态里是逃不过的种种别离，而这其中不断生发出创作和表达的动力。

三月初的周末，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在上海路演。导演李亘带着齐溪、谢承泽、牛超等演员一个个跑厅和观众交流。主持人读片名有些拗口，于是开玩笑似地问导演，怎么取了这么个长达11个字的名字。导演李亘先自揭了一波槽点——“名字很长，又带着我啊、你啊的电影，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个爱情片，但这部电影真不是。希望大家帮我们把这个事再宣传一下。”

电影的原名叫《渊野边》，是片中故事发生地的地名，放到院线发行，也的确会让观众不明所以。于是干脆选了片中陈永忠唱响的一句老歌的歌词，“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

这就简洁明了地直奔主题了——关于离别，和面对离别的态度。

李亘说，自己一直害怕离别，生活里总是太纠结，也从来做不到坦然面对，所以，试图在电影里预演。“我觉得，拍电影要比我的生活要高，生活里做不到的事情，我想去电影这个奢侈的梦里面去试一试。”

电影结尾，李小李结束了一年的交换生活，准备回国。看完电影的观众问，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现实的世界里，小李读完大学，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他践行了离别时的承诺，几乎每年都会回日本看他们。店里的人，来来往往，最核心的几个成员居然一直都还在。墙上的油渍越来越厚重，菜价微涨，大厨会变着花样推出几个新菜，人们的生活境遇，比那短短一年的见闻更丰富和深刻。

渐渐树立起成为导演的理想后，李亘决定要回到那个叫南国亭的小店，记录下那里的人和事。店里的伙伴们得知这个消息，从一开始的兴奋好奇，到年复一年过去，开机迟迟没有消息，他们想这家伙大概是在吹牛皮吧。直到12年后，剧组进场，主创班底里云集了华语电影里诸多大师级的人物。餐厅的人兴奋地围观了两天，就对拍电影的琐碎重复兴致索然，干脆自己去刷手机。

最好的地方是，每一顿的剧组伙食，都有妥妥当当的着落。

“我觉得，是时间成就了这个故事，生活会给它一个续集。我是一个一直在眷恋辞旧的人，我想去努力地迎新，所以我拍了这个片。现在我希望更多的观众能看到它。”

《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3月11日正式全国上映。电影上映前，导演李亘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对话】

我更在意犄角旮旯里的故事

澎湃新闻：处女作选择了拍本科留学时的这段经历，时隔这么多年再回看，有些什么变化吗？

李亘：一开始这个故事是研究生阶段的剧作作业，那会儿写出来，更像是一个人的事，写剧本的感觉像写日记似的，更多的是在还原当时的情境，谁说了什么，其他人的反应、表情是什么，那时候好像很追求完全还原真实，觉得真实的力量最大。

时间长了以后，越来越觉得，创作来源于生活，但不等同于生活，这个故事好像慢慢就从一个单一视点独角戏的成长故事，到后面主角变成了主视角，带出了那群人，那群人反倒像成为了故事真正的主角。这是这几年做剧本，包括后来后期拍摄里最大的一个变化。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酝酿了超过十年的故事，这十年间自己的经历、对生命的理解，具体是怎样作用于这个故事的？

李亘：最开始就会去纠结那些温暖的东西，会有一些自己执着的概念，比如南国庭，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家，是一个大家相依为命的地方，一个凝结着温暖的，特别向上的地方。

但是现在我再回过头看，那个店似乎是大家被困在里面出不来的一种感觉，正是因为被困住了，人们之间那种共同的陪伴才显得温暖，而不是说我活得很好，我还在异国他乡也有一个家，然后这个地方能成为我不愿意回去的理由，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慢慢接受了温度是相对的，没有冷就没有暖，慢慢会更关注冷的东西，但这个冷的东西，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件或举动，可能是一种氛围，是生活艰辛的底色，它没有那么的美好，但正是因为根植于这样的生活里，暖的互动，才显得可贵。

澎湃新闻：当时你在日本交换一年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李亘：洗菜、点菜、洗杯子、打扫卫生、拖地……什么都干。周一到周五，六点下了课坐免费的校车，再倒两次电车，差不多六点半，我能进那个店门打卡，十一点左右离开。周六周日基本上就是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半。一周七天每天都去，有时候也会想偷懒，但代理店长的姐姐都给我排上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挺富有。

澎湃新闻：那时候交换就一年的时间，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去打工？没机会好好去玩一玩，当时不觉得可惜吗？

李亘：有一段时间是需要靠以前的积蓄维持，虽然家里的状况，还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你花他们的钱，还是会心疼。可你也想吃好喝好，就自己赚呗。当时也有很多人会笑话我，觉得我想不开，千里迢迢来到日本，富士山也没去过，东京塔也没看过，同学们去体验茶道什么的，我也都没去过，就天天跟一帮中国人混在一个中华料理店，天天在地下一层待着。

所以现在我能拍这个电影，不是吗？不是另外一个去富士山的人拍的，也不是另外一个去新宿购物的人拍的。而且我是真的没觉得可惜，我并不向往那些东西。好像我就是眼界有限，心胸有限，这个世界当然很大，可我好像一直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说，我想走到多远的地方，我就是更在意犄角旮旯的东西。

就好像那时候，觉得店里大家都很辛苦，就想多去帮忙。大家对你表示关心的方式是，每一个人吃饭都给你留一个小碟，所以我一天能多吃好几个小碟的加餐，包括你累了，有人给你吃个杏仁豆腐什么的，就是那种很微小却温暖的东西。

澎湃新闻：电影大多数的场景，都发生在南国亭这个餐馆里，这个景并不难搭出来，可以更利于拍摄，成本也可以节约不少，为什么一定要大费周章到日本的那个原址去取景？

李亘：可能我是自私的。但确实一回到那个地方，你就很笃定，那个画面、摄影机位就有了，我一下就知道想要什么，人物的调度是什么，这个时候该怎么样，氛围是什么，调子是冷还是暖，这些东西一下子就来了，因为这个时空我是最熟悉的，是我的主场，现场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了解那里。

虽然确实在国内搭一个棚，它可能能有100个机位，但是当你有100个机位的时候，你可能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拍了。我们前期经历了两次勘景，最终大家还是在无形中默许了我任性的决定。我觉得，当他们看到剧本里面的原型，看到墙上可能经过10年才会有的那种黑黑的油渍，他们会更明白这一切。

还有一些东西是无形的，但在那个氛围之中，我认为我有捕捉到我需要的东西。比如在日本，大家会特别害怕麻烦别人，随时在道歉，随时小心翼翼，非常瞻前顾后的那种状态，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不免要拦下路人去拍摄，在那种整个剧组都进入到非常小心的压力之下，捕捉到的状态，还挺准确的。

拍一部电影，预习离别

澎湃新闻：电影中群像的人物如何设计，希望他们分别承载一些怎样的表达？

李亘：写的时候，希望是有各个年龄段的人可以在一起，有年轻人、中年的、老年人，一开始就是这样去设计的。当然，每一个人物，都会有相对应的人物原型，但后来写着发现，这些人无论是什么年龄或者什么境遇，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主题，就是面对离别。

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在面对离别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反应。当然不同年龄的人，面对任何问题，都会有所不同。但也并不是说好像年龄越大就越成熟。还是因为每个人因为生活的经验和阅历不同，面对一个同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态度。

离别也有主动被动，这些人里，有的是一来就知道他自己要走，有的可能想走走不了，有的坚定不肯走，有的不知道该不该走，有的可能突然就走了。我觉得，生活中的离别，可能也大多基于这样的几种可能，就顺着这个方向去做，但这个状态也可能是流动的，因为生活本身也没有那么清楚明确。

澎湃新闻：为什么你年纪轻轻，对于“离别”的主题还挺情有独钟的？

李亘：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东西是害怕的，你想去学会适应它，但是你可能怎么都学不会。

有的人可能是分享，有的人可能是孤单，可能我自己面对离别，我总是没法特别好地去控制面对离别的情绪。未必是生离死别这样的大事，比如说你离开一个地方，或者是很小的一些分开，我都会纠结。好像你越害怕这个东西，你就会对它越敏感，然后发现生活里遍地都是这样的时刻，所以我觉得这个课题要去学习。

澎湃新闻：如果是一个很怕分别的人，选了拍电影的工作，可能就要一直面对分别了。

李亘：对，所以每次拍完戏，杀青都得喝醉、哭，各种drama。这个电影杀青那天，我可能一直以来弦崩太紧，一下放松下来，一喝就挂了。第二天听他们说，喝得鞋都没了，一直站在马路上，送每一个人，说我以后就见不到你了，你要走了，问人家你去哪里之类的问题，然后跟每个人道歉，说对不起。

澎湃新闻：早年父亲生病的经历，是让你更早触及这个命题的原因吗？

李亘：也许吧，或者你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是不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才要在创作中去寻找。也许正因为我跟很多事情的人事物的关系太紧密，往往越紧密，你会越害怕有一天会离别。那个东西就好像是摆在前方的路，你会觉得自己一点点地离它很近，但始终没办法准备好。

接受自己是一个“星二代”，更不能掉链子

澎湃新闻：演员的选择里，有张艾嘉、齐溪这样经验丰富的实力演员，也有新人，和这样两类演员合作的感受和方法，会有什么不同？

李亘：确实是，我自己也像是在不断调换频道，这几个人物的演员很不一样，有的是非常有经验的，有的可能是比较青涩的，有日本演员、中国演员，彼此的表演方式都不同，还有需要用到日语表演的地方。有的人需要把词背到滚瓜烂熟，有的是特别需要自由空间……我就像一台电视机，要调到不同的频道。

确实，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可能很多更成熟的导演会做得很好，我第一次拍片，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去切换频道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调换不过来，最后自己也会陷入混乱。

澎湃新闻：那这个时候，有没想去找很会演戏的父亲，求助一下怎么和演员合作的经验？

李亘：我拍之前，其实没有太想到这方面问题，拍之后会跟他有的时候唠叨一些，遇到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演员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会去请教他，这时候是不是会有更好的办法。但都是非常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事情，好像没有特别就表演这件事情去跟他去聊。我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他正好也自己拍戏去了，都忙着。

澎湃新闻：你一开始没有特别顺理成章像很多“星二代”那样就做“子承父业”的选择，先是读的日语。比较年轻的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李亘：更小时候，肯定都是会想当什么考古学家、天文学家。我从小好像就没怎么想过电影跟我会有什么关系，我很少跟老李去片场，好像那是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学校毕业那会儿，可能想做的是记者。我觉得，记者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是是去记录别人的，我好像以前觉得单纯的记录更有意思。自己没有那么强的欲望说，要创作一个故事。老李觉得，你自己说你不想去创作，但你其实不知道创作是什么，你应该先去了解一下，如果试过，还是不喜欢，那就算了，所以我还是跟了一个电视剧的剧组。

澎湃新闻：后来怎么确定自己想成为一个创作者了呢？

李亘：在电视剧的剧组里面，我慢慢地觉得拍片挺有意思的，我喜欢这么多人向着一个方向去努力的感觉，也喜欢这种集体的生活。然后就去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2013年毕业后，其实还是没有特别想去创作和表达的欲望，我就帮别人做了一段剪辑，或者是去拍什么纪录片之类的。一晃到了30岁，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在交着成绩单，要么是工作，要么是家庭，好像大家都在往前走，但我一直在原地踏步，还在做着那些你擅长的，舒适圈之内的事情。

可能我是一个观念比较守旧的人，会觉得“三十而立”这种老话是有道理的，于是我就开始焦虑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真的想要去创作的时候，我诚实地看待自己，觉得自己讲不了极其深刻宏大的故事，又回看之前研究生时期拍的那几个作业，我发现，我每一个作业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都是关于离别。30岁之后确实是想去表达了，我就觉得要有一个作品，是时候了。

澎湃新闻：这个电影的主创班底，在华语电影里都是各自领域里的大师了。有这么成熟的团队保驾护航时，你怎么评价你自己处女作中的作者性？

李亘：跟他们的合作的过程，还是诚实地去做自己，我做了很充足的准备，不会说老师你看怎么办，这些交给你了，我去管演员，这肯定不行。如果你想的够好，他们肯定是会认可你的，但他们的经验一定比你的多。如果他们给出了更好的方案，我觉得，也不必去纠结于我是导演，就一定要听我的，你就虚心地去接受，但是要有思考和消化。我也不怕把一些好像很幼稚的想法告诉他们。

我觉得，第一次拍片，一定是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能够和这么好的班底去合作，就是要让自己有最大限度的学习，同时也尽情地展现自己。我想未来，我都会是一个作者型的导演吧。

澎湃新闻：父辈的光环，对你来说会是一种压力吗？

李亘：肯定会有压力。这个是从小到大的一个标签，小时候会不喜欢它，因为我觉得我很优秀，可是为什么还非得总有一个前缀放在我的前面。长大了越来越成熟以后，还是会害怕这个东西，因为懂得了父亲真的很不容易。但很不公平的一个事是，如果你做不好，别人也不会记得我的名字，就直接会说，你看谁的儿子拍了个啥，就会把他带上。我会怕自己不但不能让他更好，反而可能还会拖他的后腿。

澎湃新闻：所以现在主要是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如果好的话，就不介意让父亲沾光了吧？

李亘：如果好的话，最好也不要带他，哈哈，就我自己挺好，不然也还是会有点不甘心吧。

其实那个东西已经早就过了，我觉得每一个“二代”，都面临过这样的困惑，也一定会迈过这个时段。我们的父辈，每一个人都特别努力，他们比我们现在这一代更努力，所以他们取得的成绩，真的是很难去比，而且我们可能确实是很幸运，不可否认的拥有了很多“近水楼台可以先得月”的机会，那自然就要承担这个压力，不然你占便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它不好呢，对吧？

大家都会说，你太幸运了，但这个幸运的部分，如果你自己没有准备好，或者写了一个烂剧本，那些老师也不会因为这个关系而去真的帮你做。别人可能会因为你是谁的学生，或者你是谁的孩子，说你把剧本发给我看看吧，但你有了这样的机会，因为自己没写好，又错失了，那不是更打脸嘛？所以反倒好像是要去做更多，让自己别掉链子。如果辜负了幸运的机会，就更丢人了。

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