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的不是农村题材,而是简单化、表面化地反映农村
《幸福到万家》这个项目,缘起于陈源斌的小说《秋菊传奇》,再加上也曾被改编为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有相当扎实的内容基础。

“土”的不是农村题材,而是简单化、表面化地反映农村

来源:澎湃新闻2022-07-27

澎湃新闻记者 杨偲婷

作为《幸福到万家》的出品方之一,当代时光的魏巍曾担任齐鲁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山东卫视传媒总经理,团队先后策划制作了《红高粱》《大刀记》《搭错车》等热播剧。作为新闻人出身,魏巍和如今的时光团队天然对社会话题有敏感度和关注度,他们的创作方式,大多延续了原来做《红高粱》时的改编经验:从传统的文学作品、经典的影视作品中寻找题材。

《幸福到万家》这个项目,缘起于陈源斌的小说《秋菊传奇》,再加上也曾被改编为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有相当扎实的内容基础。但魏巍也指出,“它们都有一定的年代了,经过时间的沉淀,在呈现给今天的观众时,需要我们有不一样的思路和改编方式。我们其实赋予了这个故事新的时代内容。 ”

魏巍介绍,《幸福到万家》的故事背景,定位在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社会在经历怎样的蜕变,在蜕变过程中,咱们中国的农民要经历怎样的阵痛,才能走出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这是他们对于这个项目,寄予的表达诉求。“比如说新农村的建设,农村社会富裕了以后,农村的法制改革,新风新俗各个方面应该怎么去做精神文明建设。”

“‘秋菊’身上的个性是非常强烈的,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电视剧,这都是一个共同特点。但电视剧里的‘何幸福’,她身上的个性体现,不仅是单纯的法制意识觉醒,还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强,还有经历城市文明意识的洗礼后,她内在的个体成长。”魏巍谈到。而对于剧中并不讨喜的“王庆志”“何幸运”等角色的塑造,魏巍认为这样的角色,可能不讨喜,但非常现实。

“当一直生活在农村社会中的年轻人,刚进入城市社会,被法制意识、公民意识等等冲击到的时候,他面临痛苦和选择的过程。”魏巍讲到,“近几十年,可能有几亿农民,走过了从农民成为城市公民的一个身份和角色的转变过程,无论是像庆志、幸运那样,通过高考完成身份的转变,还是像幸福、庆来这种去城市打工,近几十年,中国有几亿农民,整整一两代人经历着从农民到城市公民的身份和角色转型。”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大量的人经历了痛苦挫折,带着一种对城市生活的仰视,甚至带着一种卑微和妥协的心态,想融入他们向往的某种生活。“我们看到,很多农村家庭,宁愿牺牲自己这一代,也要让下一代从一出生就带着城市印记,彻底脱去农民身份。那么多农民,如何进城打拼,如何在城市定居下来,然后子女在城市里上学,就业怎样完成,这是两三代人的事。他们以几代人的奋斗,来完成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幸运、庆志,他们是这样一个人群的缩影。”

采访中,魏巍对于农村题材和现实主义创作,提出了从自身创制作经验出发的见解。

【对话】

如果只想讨好观众,结果往往并不讨好

澎湃新闻:你提到,农村几亿人转型的阵痛,在近年来的电视剧里,少有被充分表达。为什么现在的国产电视剧主角都是精英中产,都是都市中的成功者?

魏巍:《幸福到万家》这个项目前后经历五年,一开始我们就是奔着精品力作去的。那实际上,我们从同行、平台、观众给的反馈来讲,确实是经历过一些质疑,最初大家觉得,干嘛做农村题材,不如做当代都市题材,这种更适合市场,更有商业价值。但经过几年坚持,我们自己明显感受到,真正“土”的不是农村题材,而是很多农村题材作品还在简单化、表面化地去反映农村,反映农民,我觉得是带着一种俯视心态去看中国乡村。

中国乡村在逐步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农民要的不单是物质层面上吃好穿好,他们有更多的精神追求和自我价值体现的需求。幸福这个角色,带着倔强不服输,带着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使劲活下去的信念,是可以和当代城市里的年轻人有强烈情感共鸣的,也有很好的激励作用。而且《幸福到万家》这个作品播出的时候,正好契合了当下观众和社会关注的一些热点。

澎湃新闻:那市场对于都市题材的追逐,你如何看?

魏巍:所谓都市题材更受欢迎,其实我觉得观众的口味,每过几年就有悄悄转变,一个作品在市场上有好的反响和商业回报,这种信息就反馈到行业,会强化大家对这方面选题的关注。但我们这个团队,本来就对有一定深度的现实主义题材比较关注,对那种经过时间考验和文学爱好者筛选的、有经典意义和价值的文学作品的改编情有独钟。从《红高粱》、《幸福到万家》,包括现在正在重点开发的《人生路遥》,都有这样的特点。

澎湃新闻:但行业内,内容创作迎合观众,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魏巍:也不能单纯概括为迎合观众,有的时候,我自己的体会是,你要是专注于想迎合观众甚至讨好观众,那作品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并不讨好。

澎湃新闻:关于幸福该不该离婚,这件事就是一个是否要“迎合”观众期待的剧情点?

魏巍:幸福该不该离婚,本身能成为一个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甚至争论的焦点,那说明这个议题的设计是成功的。无论观众希望幸福离婚,还是不希望她离婚,背后都有不同社会心理在起作用,比如主张离婚的,可能更多关注现代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幸福的追求。

而在剧里,幸福这个角色身上有现代女性的观念,但她底色也有中国传统女性的一面,比如她的包容,她的家庭观。我觉得这些反映了幸福身上,你说她矛盾的一面也罢,或者丰富的一面也罢,它们都让这个角色更加真实。如果没有这种丰富性,人物可能就单一了。如果我们按照离婚的套路来设计,可能会变成一些观众认为的女性爽剧。

澎湃新闻:这几年,农村题材不多,行业和平台也少有去做,而很多演员可能也很难愿意演农村角色?

魏巍:这一点在影视剧市场,尤其前两年的影视剧市场上,确实客观存在。但农村角色就一定不被一线演员接受吗?从公司角度,你是不是能给一线演员提供一个足够有艺术魅力的角色?这是很关键的。比如幸福虽然是农村小媳妇的设定,但她身上有很当代的理念和独特的精神世界,这些设定可能也能让演员下决心去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农村题材确实是相对小众的类型,但不管类型如何,故事足够极致,人物足够饱满,精气神有时代气质,观众就会喜欢。幸福里有城市的戏份,也有农村的戏份,我相信绝大部分观众不会说我不看农村戏份吧。

澎湃新闻:现在行业内也存在一种现象,制片方为了敲定某个演员,而为ta“量身”修改剧本,即使这种修改不符合戏剧逻辑和故事本身?

魏巍:如果有同行咨询我意见,我是坚决不主张,为了哪个我特别希望合作的演员,根据ta的喜好修订或者调整故事。从《幸福到万家》的创作来讲,无论是赵冬苓编剧还是郑晓龙导演,大家在创作过程中,还是百分百关注这个故事本身。只要故事和人物有足够的吸引力,演员会调整自己的某些特点向角色靠拢,而不是角色一定要去靠拢演员。我觉得靠拢演员这件事,是没有头的,甚至你也不知道,这样会对作品的创作方向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从选题中你发掘到最有价值的东西,和你最想表达给观众的东西,然后坚持自己就好。市场上,无论题材类型还是受众口味,都越来越广泛,不会说大家都局限在某种东西里。其实这两年,拿市场上一些成功的作品来讲,很多都是有一定现实深度,能触及一些社会痛点的作品。只要能和观众当下的某种心态契合,能触动他们,项目就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市场回报。

我们需要更多年轻编剧,能真正关注现实主义题材

澎湃新闻:提到现实主义创作,那就要说到,近年来,行业内有一种“轻现实主义”:披着所谓的现实主义质感,实际内容并不反映真实生活。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魏巍:所谓好多你提到的轻现实主义,只是给它赋予所谓现实主义的质感,但实际上内核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但这种创作方式,没有高下之分,就是一种选择。就像我们这个团队,先天对现实主义题材关注度很高,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是新闻人出身,对社会话题和现实主义题材有天然敏感和偏好。

在现实主义题材领域,创作难度非常大。我们这个团队,一直倾向于深耕有一定厚度和现实意义的题材领域。所以也很明白,有时候你在创作起始阶段关注的一些社会问题,可能到作品问世时,它已经不是真正的社会热点和焦点了。所以对于一部电视剧,除了架构故事本身的能力,对现实问题的这种理解判断,以及每一个创作环节,都需要很强的把控能力。从《秋菊传奇》到《秋菊打官司》,它们IP的基础,本身就很有现实主义力量。然后编剧赵冬苓老师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郑晓龙导演更不用说。国内最优秀的创作者,其实是在像接力一样,不断赋予这个作品,更广泛和深刻的社会意义,也让我们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和表达,更具合理性,更契合当代观众的接受方式。当然,我们在不断的打磨中,让作品逐渐成型,相对来说,这样的创作周期都会比较长,势必要牺牲一些商业上的利益。

澎湃新闻:我有观察到,近年来成功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大多是资深老编剧的作品,比如赵冬苓老师。而青年编剧中,似乎少有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出圈者?

魏巍:赵冬苓老师虽是资深编剧,创作生涯持续了很多年,但她对当下社会的关注,对当下社会问题和现象的批判力量,这些年其实一直没有减弱。她是一个始终在关注现实问题社会问题的优秀编剧,始终有很新鲜的创作手法和创作视角,给到我们惊喜。她也一直在关注全球视野下,其他文化世界里最新鲜优秀的影视作品,能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启发,我觉得这都是对于一位创作者特别可贵的。

我觉得现在青年编剧,并不缺乏对现实生活深刻的认知,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是老编剧们年轻时,社会可能更单纯一些。那现在年轻编剧他们成长的环境,社会所提供给他们的各种信息,会让他们比上一代人的青年阶段,有更成熟的心智,以及对社会更丰富的认知。我们需要更多年轻编剧,能真正关注现实主义题材,帮助我们的现实主义题材繁荣发展。希望有年轻编剧在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方面,脱颖而出,从制作公司这个角度上是非常期待的。

澎湃新闻:在市场大环境并不好的情况下,如何说服平台买单,对创作和制片方很重要。可以分享下你们的经验吗?

魏巍:这对于我们团队来说,可能是最不需要经验的。因为我觉得平台在这几年,虽然资本市场上不断有各种风风雨雨,但平台对项目的筛选和判断是越来越专业了。这一点,我和平台各个部门沟通和接触的时候,是有强烈感受的。你要不断有好的作品给到平台,不断建立平台对你团队的信任度。团队如何保持旺盛的创作活力,实现自我突破,这才是创作者最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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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不是农村题材,而是简单化、表面化地反映农村

2022-07-27 15:40:37 来源:

澎湃新闻记者 杨偲婷

作为《幸福到万家》的出品方之一,当代时光的魏巍曾担任齐鲁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山东卫视传媒总经理,团队先后策划制作了《红高粱》《大刀记》《搭错车》等热播剧。作为新闻人出身,魏巍和如今的时光团队天然对社会话题有敏感度和关注度,他们的创作方式,大多延续了原来做《红高粱》时的改编经验:从传统的文学作品、经典的影视作品中寻找题材。

《幸福到万家》这个项目,缘起于陈源斌的小说《秋菊传奇》,再加上也曾被改编为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有相当扎实的内容基础。但魏巍也指出,“它们都有一定的年代了,经过时间的沉淀,在呈现给今天的观众时,需要我们有不一样的思路和改编方式。我们其实赋予了这个故事新的时代内容。 ”

魏巍介绍,《幸福到万家》的故事背景,定位在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社会在经历怎样的蜕变,在蜕变过程中,咱们中国的农民要经历怎样的阵痛,才能走出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这是他们对于这个项目,寄予的表达诉求。“比如说新农村的建设,农村社会富裕了以后,农村的法制改革,新风新俗各个方面应该怎么去做精神文明建设。”

“‘秋菊’身上的个性是非常强烈的,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电视剧,这都是一个共同特点。但电视剧里的‘何幸福’,她身上的个性体现,不仅是单纯的法制意识觉醒,还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强,还有经历城市文明意识的洗礼后,她内在的个体成长。”魏巍谈到。而对于剧中并不讨喜的“王庆志”“何幸运”等角色的塑造,魏巍认为这样的角色,可能不讨喜,但非常现实。

“当一直生活在农村社会中的年轻人,刚进入城市社会,被法制意识、公民意识等等冲击到的时候,他面临痛苦和选择的过程。”魏巍讲到,“近几十年,可能有几亿农民,走过了从农民成为城市公民的一个身份和角色的转变过程,无论是像庆志、幸运那样,通过高考完成身份的转变,还是像幸福、庆来这种去城市打工,近几十年,中国有几亿农民,整整一两代人经历着从农民到城市公民的身份和角色转型。”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大量的人经历了痛苦挫折,带着一种对城市生活的仰视,甚至带着一种卑微和妥协的心态,想融入他们向往的某种生活。“我们看到,很多农村家庭,宁愿牺牲自己这一代,也要让下一代从一出生就带着城市印记,彻底脱去农民身份。那么多农民,如何进城打拼,如何在城市定居下来,然后子女在城市里上学,就业怎样完成,这是两三代人的事。他们以几代人的奋斗,来完成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幸运、庆志,他们是这样一个人群的缩影。”

采访中,魏巍对于农村题材和现实主义创作,提出了从自身创制作经验出发的见解。

【对话】

如果只想讨好观众,结果往往并不讨好

澎湃新闻:你提到,农村几亿人转型的阵痛,在近年来的电视剧里,少有被充分表达。为什么现在的国产电视剧主角都是精英中产,都是都市中的成功者?

魏巍:《幸福到万家》这个项目前后经历五年,一开始我们就是奔着精品力作去的。那实际上,我们从同行、平台、观众给的反馈来讲,确实是经历过一些质疑,最初大家觉得,干嘛做农村题材,不如做当代都市题材,这种更适合市场,更有商业价值。但经过几年坚持,我们自己明显感受到,真正“土”的不是农村题材,而是很多农村题材作品还在简单化、表面化地去反映农村,反映农民,我觉得是带着一种俯视心态去看中国乡村。

中国乡村在逐步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农民要的不单是物质层面上吃好穿好,他们有更多的精神追求和自我价值体现的需求。幸福这个角色,带着倔强不服输,带着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使劲活下去的信念,是可以和当代城市里的年轻人有强烈情感共鸣的,也有很好的激励作用。而且《幸福到万家》这个作品播出的时候,正好契合了当下观众和社会关注的一些热点。

澎湃新闻:那市场对于都市题材的追逐,你如何看?

魏巍:所谓都市题材更受欢迎,其实我觉得观众的口味,每过几年就有悄悄转变,一个作品在市场上有好的反响和商业回报,这种信息就反馈到行业,会强化大家对这方面选题的关注。但我们这个团队,本来就对有一定深度的现实主义题材比较关注,对那种经过时间考验和文学爱好者筛选的、有经典意义和价值的文学作品的改编情有独钟。从《红高粱》、《幸福到万家》,包括现在正在重点开发的《人生路遥》,都有这样的特点。

澎湃新闻:但行业内,内容创作迎合观众,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魏巍:也不能单纯概括为迎合观众,有的时候,我自己的体会是,你要是专注于想迎合观众甚至讨好观众,那作品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并不讨好。

澎湃新闻:关于幸福该不该离婚,这件事就是一个是否要“迎合”观众期待的剧情点?

魏巍:幸福该不该离婚,本身能成为一个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甚至争论的焦点,那说明这个议题的设计是成功的。无论观众希望幸福离婚,还是不希望她离婚,背后都有不同社会心理在起作用,比如主张离婚的,可能更多关注现代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幸福的追求。

而在剧里,幸福这个角色身上有现代女性的观念,但她底色也有中国传统女性的一面,比如她的包容,她的家庭观。我觉得这些反映了幸福身上,你说她矛盾的一面也罢,或者丰富的一面也罢,它们都让这个角色更加真实。如果没有这种丰富性,人物可能就单一了。如果我们按照离婚的套路来设计,可能会变成一些观众认为的女性爽剧。

澎湃新闻:这几年,农村题材不多,行业和平台也少有去做,而很多演员可能也很难愿意演农村角色?

魏巍:这一点在影视剧市场,尤其前两年的影视剧市场上,确实客观存在。但农村角色就一定不被一线演员接受吗?从公司角度,你是不是能给一线演员提供一个足够有艺术魅力的角色?这是很关键的。比如幸福虽然是农村小媳妇的设定,但她身上有很当代的理念和独特的精神世界,这些设定可能也能让演员下决心去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农村题材确实是相对小众的类型,但不管类型如何,故事足够极致,人物足够饱满,精气神有时代气质,观众就会喜欢。幸福里有城市的戏份,也有农村的戏份,我相信绝大部分观众不会说我不看农村戏份吧。

澎湃新闻:现在行业内也存在一种现象,制片方为了敲定某个演员,而为ta“量身”修改剧本,即使这种修改不符合戏剧逻辑和故事本身?

魏巍:如果有同行咨询我意见,我是坚决不主张,为了哪个我特别希望合作的演员,根据ta的喜好修订或者调整故事。从《幸福到万家》的创作来讲,无论是赵冬苓编剧还是郑晓龙导演,大家在创作过程中,还是百分百关注这个故事本身。只要故事和人物有足够的吸引力,演员会调整自己的某些特点向角色靠拢,而不是角色一定要去靠拢演员。我觉得靠拢演员这件事,是没有头的,甚至你也不知道,这样会对作品的创作方向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从选题中你发掘到最有价值的东西,和你最想表达给观众的东西,然后坚持自己就好。市场上,无论题材类型还是受众口味,都越来越广泛,不会说大家都局限在某种东西里。其实这两年,拿市场上一些成功的作品来讲,很多都是有一定现实深度,能触及一些社会痛点的作品。只要能和观众当下的某种心态契合,能触动他们,项目就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市场回报。

我们需要更多年轻编剧,能真正关注现实主义题材

澎湃新闻:提到现实主义创作,那就要说到,近年来,行业内有一种“轻现实主义”:披着所谓的现实主义质感,实际内容并不反映真实生活。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魏巍:所谓好多你提到的轻现实主义,只是给它赋予所谓现实主义的质感,但实际上内核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但这种创作方式,没有高下之分,就是一种选择。就像我们这个团队,先天对现实主义题材关注度很高,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是新闻人出身,对社会话题和现实主义题材有天然敏感和偏好。

在现实主义题材领域,创作难度非常大。我们这个团队,一直倾向于深耕有一定厚度和现实意义的题材领域。所以也很明白,有时候你在创作起始阶段关注的一些社会问题,可能到作品问世时,它已经不是真正的社会热点和焦点了。所以对于一部电视剧,除了架构故事本身的能力,对现实问题的这种理解判断,以及每一个创作环节,都需要很强的把控能力。从《秋菊传奇》到《秋菊打官司》,它们IP的基础,本身就很有现实主义力量。然后编剧赵冬苓老师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郑晓龙导演更不用说。国内最优秀的创作者,其实是在像接力一样,不断赋予这个作品,更广泛和深刻的社会意义,也让我们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和表达,更具合理性,更契合当代观众的接受方式。当然,我们在不断的打磨中,让作品逐渐成型,相对来说,这样的创作周期都会比较长,势必要牺牲一些商业上的利益。

澎湃新闻:我有观察到,近年来成功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大多是资深老编剧的作品,比如赵冬苓老师。而青年编剧中,似乎少有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出圈者?

魏巍:赵冬苓老师虽是资深编剧,创作生涯持续了很多年,但她对当下社会的关注,对当下社会问题和现象的批判力量,这些年其实一直没有减弱。她是一个始终在关注现实问题社会问题的优秀编剧,始终有很新鲜的创作手法和创作视角,给到我们惊喜。她也一直在关注全球视野下,其他文化世界里最新鲜优秀的影视作品,能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启发,我觉得这都是对于一位创作者特别可贵的。

我觉得现在青年编剧,并不缺乏对现实生活深刻的认知,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是老编剧们年轻时,社会可能更单纯一些。那现在年轻编剧他们成长的环境,社会所提供给他们的各种信息,会让他们比上一代人的青年阶段,有更成熟的心智,以及对社会更丰富的认知。我们需要更多年轻编剧,能真正关注现实主义题材,帮助我们的现实主义题材繁荣发展。希望有年轻编剧在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方面,脱颖而出,从制作公司这个角度上是非常期待的。

澎湃新闻:在市场大环境并不好的情况下,如何说服平台买单,对创作和制片方很重要。可以分享下你们的经验吗?

魏巍:这对于我们团队来说,可能是最不需要经验的。因为我觉得平台在这几年,虽然资本市场上不断有各种风风雨雨,但平台对项目的筛选和判断是越来越专业了。这一点,我和平台各个部门沟通和接触的时候,是有强烈感受的。你要不断有好的作品给到平台,不断建立平台对你团队的信任度。团队如何保持旺盛的创作活力,实现自我突破,这才是创作者最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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