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父亲后来回过老家没有？”

“他是怎么到温水镇的？原先不是在江津洪海吗？”

“知不知道其他6位红军战士的下落？”

……

1月20日中午，贵州遵义，天气湿冷。遵义会议纪念馆附近一个房间里，来自重庆的学者们刚刚抵达，便围住一位79岁的老人频频提问，老人家则一一作答。

这位老人名叫吴炳银，是红军战士吴贞和的长子。提问的学者中，有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教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主任艾智科研究馆员等。

原来，他们正在深入研究三峡博物馆珍藏的国家一级文物“土城战役红军手迹”，其中记录了包括吴贞和在内的7位红军战士在重庆江津四面山洪海养伤的经历。

重庆日报曾在2018年8月23日的“重走信仰之路 传承红色基因”报道中，对这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作过深度报道。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土城战役89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踏上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地，寻访红军印记，采访红军后人，对完善这份手迹的证据链，形成进一步的研究思路，极具意义和价值。

身负重伤来到四面山养伤

“父亲被一颗子弹击中左下腹，顿时血流如注”

悠悠赤水河，巍巍青杠坡。

1月21日下午，空中下起小雨。由重庆史研究会和三峡博物馆组织的20余名专家学者，来到位于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的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敬献花圈，祭奠英烈。

陵园里，19.35米高的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矗立于青杠坡制高点——银盘顶。人们的思绪回到1935年1月28日。

1935年1月15—17日，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亲自指挥的第一战，是促成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转折之战，更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周勇说。

《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1921—1949）》对土城战役有如下记载：“（1935年1月）28日，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在土城青杠坡一带与川敌交锋，敌人据险顽抗，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都有较大伤亡，形成对峙局面。”

吴贞和就是在青杠坡战斗中负伤的。“父亲被一颗子弹击中左下腹，顿时血流如注，昏了过去。战友们赶紧把他救下火线。”吴炳银说。

吴贞和与另外6名战友在组织安排下，从贵州习水土城镇辗转来到如今的江津四面山养伤，得到了乡民唐树田父子的精心照料。

两个多月后，6位伤愈战士返回部队，伤情最重的吴贞和留在唐家继续养伤。后来，吴贞和来到习水县温水镇娄底村，以小生意维生并养育了7个孩子。

“虽然没有完成长征，但父亲的信念一直没变。当年他参加红军，远走他乡，就是想为老百姓谋幸福。他一直教育我们，不要增加国家的负担，要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吴炳银说，他至今还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家中老屋十分破旧，“公社书记找到我父亲，说您是老红军，政府准备帮您修房子。我父亲婉言谢绝。他说，很多人住房都困难，我不能搞特殊，于是就一直住在破旧的房子里，直到1975年去世。”

有生之年，吴贞和都没能回到老家——江西省会昌县庄口镇大陂村。除了未能归乡，吴贞和还有一大遗憾，就是后来没能再见救命恩人唐树田一家一面。“父亲临终前还说，唐家人是好人，要我一定要找到他们，感谢他们。”说这话时，吴炳银眼中含泪。

在唐家养伤得到悉心照料

“唐父子给我们送来白酒、猪腿、汤元、白豆腐”

2005年盛夏的一天，吴炳银接到了媒体记者的一个电话。“江津四面山一农户家中发现了红军手迹，有您父亲写下的字条。”

这是一张一直收藏在唐树田家中的字条，由80多年前的某位红军战士用毛笔蘸着松烟，在粗糙的皮纸上写成，共900余字。字条后面还有一张附页，上书：“吴贞和地址：温水区五保一甲 小地名娄底新店子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中秋”。该字条于2005年由唐树田的儿子唐安华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被称为“土城战役红军手迹”，经过相关专家的鉴定，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周勇说，这是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弥足珍贵。

不久后，吴炳银收到了这张附页的传真。“附页上父亲的字迹和住家的地址都是对的。”吴炳银确认这张附页是父亲亲笔写下的，便带着家人，拎着精心准备的纪念品，来到重庆江津四面山，见到了父亲生前心心念念的救命恩人。

那时，唐树田已经去世，当年8岁的唐树田的儿子唐安华也已两鬓斑白。吴炳银紧紧握着唐安华的手，泪水不禁模糊了双眼。

据字条记载，7位在土城战役中受伤的红军战士先被转移到习水县温水镇治伤，后又在如今的习水县大坡镇飞鸽村陶炳兴家短暂停留，最后落脚于江津四面山洪海唐树田家养伤。

在唐树田家养伤的60多天里，唐家父子悉心照料他们，请医术高超的周和尚给他们治伤，春节时还给他们送去佳肴。字条中提到：“唐父子给我们送来白酒、猪腿、汤元（即汤圆）、白豆腐……”

“到四月五日，大多数同志伤也治好，组织决定返回部队。只有吴贞和同志伤还未好，组织决定把他留下医治。”字条中写道。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救命恩人，1943年的中秋节，他翻山越岭来到四面山，看望唐家人。当时，唐家大人出去劳动了，父亲只好写下地址，交给唐安华，希望之后取得联系。”

由于唐家人不识字，加之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直到吴贞和1975年去世，他也没能和唐家人再见上一面。

依依惜别写下初心见证

“凌晨分别走时，大家都掉泪哭了”

红军在沿途百姓的倾力相助下，走完了艰苦卓绝的漫漫征途，一路上留下不少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这张珍贵的字条就是一份见证。

“我们七人历时六十多天，唐老人一文钱都不要……四月五日晚，在唐老人家中，组织上请了陶炳兴老人来，共同吃饭吃酒，凌晨分别走时，大家都掉泪哭了。吃酒时，我们七名战士都说，一定回来看望唐、陶二位老人。”红军伤愈归队之际，军民挥泪告别，字条详细记录了这一感人的场面。

“那时，收留红军如被国民党发现，是要杀头的。”吴炳银激动地说，“唐家人收留7位红军60多天，负责他们的吃、住、医，且分文不取，他们要顶着多大的风险，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努力啊！”

红军战士对百姓冒死收留、悉心救护无以回报，才写下这张字条，作为革命成功后回报人民的见证。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远离组织的情况下，红军伤员自动成立党小组。字条中记载：“七名战士有四个党员，成立党小组，廖永江任组长。”这表明，即使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哪怕只是临时组成的养伤集体，红军战士们也时刻不忘建立基层党组织，保持党组织的完整和战斗性。

这件文物被发现以来，周勇一直关注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研究，写过专题论文。他表示：“此次遵义之行，完善了这件文物真实性的证据链，证实了这是一件在中国革命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因此，他建议将这件文物重新定名为《中央红军证明书》。

明年是土城战役90周年、四渡赤水90周年。周勇期待，这张字条能够回到故事的发生地，向社会公开展出。他更希望把这项研究继续进行下去，尤其要找到其他6位红军伤员的下落，完成这个故事最后的拼图。

记者 赵迎昭